浅议文物普查及经济互动.doc

浅议文物普查及经济互动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1959年)，第二次在改革开放不久(1981～1989年)。两次文物普查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存在某些不足。笔者在省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下，有幸参加了贵州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简称“三普”)后期阶段的工作，从中学习到了许多关于文物调查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地感悟到文物工作与当今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两者间应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为此，拟从以下几方面谈点浅见。 一、文物是国情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开展文物普查不仅是盘点文物家底，更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对此，大多数人都能有明晰的认识，但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今时代，文物的普查、保护与利用的意义，早已超出这一认知。事实上，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与国际上许多做法，仍有不少差距。国外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其中如：强大持续的政府资金投入和社会的广泛支持，是发达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取得优良业绩的保证；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相关地区领导的认识显然是不到位的。其次，建立少量高水平保护研究平台，集中投放充足的研究经费，是世界许多国家提高保护研究高水平、形成产业化技术链的成功举措；而我国尚有一些为政者对此理解不足，往往将之置于经济发展指标之后。再如，保存科学理论研究、保护加固技术开发、数字化保存与展示技术开发三者并举，是国外文物保护领域的总趋势；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是能从经费上保证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对相关保护措施进行思考已经属于难能可贵。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上的滞后。 中华民族有着尊惜历史，呵护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世界上历史文献保存数量最大，史志并举，几乎所有省市、县区都编纂有史志的也只有中国。七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使我们成为人类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古代文明硕果仅存的文化圣地，并因此让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感到自豪。一位学者关于第一次文物普查的记忆，印证了文物在寻常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他在谈到参加第一次文物普查的体会时说：保护文物是群众的要求，但过去总觉得这句话是虚的。“我参加了牟平的文物普查工作，在实践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我们把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耐心地向群众讲清楚了以后，群众都高兴的批评我们说：早一点下来宣传就好了，有些文物就不会被糟蹋了。阳光农业社的干部甚至为前年挖水库时把一把石刀破坏而懊悔的难过起来”。 如果说几十年前人们对国家文物的关爱，还处于一种内心的自发，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文化越来越多的渗透人经济，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时候，我们对文物、文物普查、文化工作的认识，便必须跟上时代的脉动，构建起一种立足点高、视野广阔的理性认识，从自发走向自觉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综合国力的表现”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文物不仅“从属于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但反过来又反映文化的面貌与特点。”当今世界，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即便国内省区之间的竞争，文化都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盘点好我们的文物家底，做好文物工作，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便可以更客观、真实地体现我们的国情，从文化资源与软实力的角度，为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供助力。 二、“三普”成果提出了评估文化资源的新课题 2007年4月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仅以贵州这样的民族省区为例。“第三次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4852处，其中新发现10417处，复查4435处。调查登记古遗址2505处，古墓葬2300处，古建筑4853处，石窟寺及石刻1128处，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760处，其他类306处。”在历史上被历代封建统治视为蛮荒的贵州，竟然有如此多的重要发现，这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即使已经进行了三次规模宏大全国范围的文物普查，我们仍然不能认为有着迄今地球上最悠远历史，依旧保存着远古文明的中华大地的文物调查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事实上，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身历史认知领域的拓宽，仍有许多社会生活的未解之谜，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和发现。二是，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百花园里，我们对文物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了解依旧不能说已经到位。至少在破除历史上只重视主流文化这一点上，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否则，对于民族地区，尤其像云南、贵州这种虽不属民族自治区，却是我国居住民族种类最多省区的历史文物，便很容易被忽略。 人们在论及文化资源时，往往偏重于那些以精神状态为主要存在形式，从事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