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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视野：反思功能主义传播观的三个预设 　　摘要 本文梳理了功能主义传播观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比较的视野讨论了功能主义传播观的三个顸设，即“传播的功能即传递意义”、“社会结构是预先给定的”、“传播主体是理性主体”。本文强调这三种预设虽然是该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如果一味不加反思地将其运用于当代传播研究之中，必然会造成其研究的局限乃至狭隘。本文通过将其理论预设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中，探索了各个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传播功能”、“社会结构”、以及“传播主体”的不同解读，有利于打开功能主义传播观之外更为宏大的视野。 　　关键词 功能主义；传播功能；社会结构；传播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戴宇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作为社会学中的重要一脉，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发轫于19世纪的社会有机体论。孔德将自然生物有机体的结构与功能类比为人类社会结构与功能，系统性地阐述了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初步思想。在孔德看来，社会乃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是一个由各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视角经由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得到进一步扩展，发展了称为“必要条件的功能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为了使自己适应某种环境，有机体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斯宾塞将其归纳为“支持”、“分配”和“调节”。在这一研究传统下，默顿、帕森斯、亚历山大、卢曼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功能主义理论做出了补充与修正。概括来看，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第一，社会拥有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一样的结构；第二，结构之中存在部分一整体之间的关系，各个部分承担自己相应的功能，维护着社会整体的良好运行；第三，各个部分同时受到整体的制约，受限于其在整个结构整体之中所处的位置；第四，除非社会整体发生变化，否则各个部分不可能独立承担整体变化所需要的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一直是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取向。这一视角经由拉斯韦尔、默顿和施拉姆等人的引入，在传播学研究中被明确化约为关于传播的社会功能考察。进而，由此开展的一系列关于传播效果的经验性研究均牢牢把握住了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核心概念。 　　一、历史视野中的功能主义传播观 　　倘若仔细考察美国功能主义传播观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两条殊途同归的线索。一条是明线，发端于拉斯韦尔至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到施拉姆；另一条是暗线，在芝加哥学派中关于传播社会功能的探讨中或多或少的有所提及，在帕克处达到鼎盛。 　　最早关于传播社会功能的明确表示出自拉斯韦尔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在文章中，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学界广为人知的“5W模式”，并且明确将传播的社会功能划为三大部分，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在拉氏那里，大众传播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既需要负责为大众提供必要的生存信息，又需要协调各个社会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承担了必要的社会文化的保存职责。拉斯韦尔将传播定位于一种“功能的承担者”的角色，试图通过锚定传播的这一角色来在理论上梳理出传播与社会的关系。 　　拉斯韦尔开创性的发现自然启迪了后者，也开启了美国传播功能主义研究的先河。美国学者哈特在梳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时却刻意忽略了拉斯韦尔，按照他的观点，功能主义传播学研究应该始于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和赖特。这是因为，相较于拉斯韦尔，他们贡献了确定功能分析的可行界定，能够用来寻找传播的具体运作和媒介效果。的确，衡量一种研究的范式建立与否，必须考察其是否在方法论上具备成熟的可重复性研究手段。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合作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行为》一文中，两人强调了大众传播对于现代社会的三种功能。相对于前任研究者拉斯韦尔，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承接了他的功能主义视野，将大众媒介明确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但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也开始质疑大众社会理论对传媒影响力的判断缺乏可靠依据，指出对传播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的必要性：“仅凭收音时间并不足以判断广播内容对听众产生了何种影响；仅凭面相大量受众，也不足以确定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在当时已有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里，通过验证的知识贫乏的可怜”。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后续的研究中，为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会陆续转向实证主义研究，他们注重经验证据的态度，也促使了传播学领域中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能够向更多客观化、可见的行为测量转变。而默顿发明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的研究方法，也被广泛采用于对受众解读信息的实际情况的定性测量中。 　　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开启的“可供检验的传播研究”至施拉姆那里已经发展完善。施拉姆开创了一系列的传播学研究科学化检测手段，并且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