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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家》中的“青春”叙述 　　【摘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的青春精神，或许是巴金的《家》打动一代青年读者的重要因素。它无异于几千年封建伦理天空中的一声惊雷，打开了一个透出缕缕光明的世界。对于“80后”作家张悦然而言，《家》中的悲剧感则源自青春或生命的困境，表现出一种对“物化”产生警惕后的幻灭感。 　　【关键词】巴金 张悦然 《家》 青春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巴金与张悦然小说青春主题的不同维度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1937年2月，巴金在《家》的后记中如是写道。“青春是美丽的东西”，1953年3月4日，巴金在《家》后记中重复道。“青春是美丽的东西”，1957年6月，巴金在《和读者谈》一文中，仍然毫不避讳词穷之嫌，表达着他对青春的赞美。 　　“青春”是巴金前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早期的《灭亡》《新生》《我的太阳》，到《雾》《雨》《电》，再到“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主人公几乎都是青年。青年是青春的象征，他们指向的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年龄结构，更是一种精神结构，正如塞谬尔?厄尔曼所言：“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以此来审视巴金的《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青年话语与主人公觉慧的“成长”历程如此契合：“他进了中学，他的世界又改变了面目。书本和教员们的讲解逐渐地培养了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改良主义的信仰。他变成了梁任公的带煽动性的文章的读者。……可是五四运动突然地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梁任公的主张被打得粉碎之后，他连忙带着极大的热诚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①由此可见，觉慧的青春展现不是指向身体，而是指向他作为启蒙客体，对新思潮不断地接受和更新。 　　如果说巴金的《家》呈现的是反抗封建专制主义，以此构造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现代个人主体，那么在“80后”作家张悦然的《家》中，同样书写的是“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的青春精神。很显然，鲁迅《伤逝》的困境――个性解放之后遭遇的物质危机和精神隔膜，在当下已经演变成更深层面的问题。而张悦然的《家》便是对这一青春困境的回应。张悦然的《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之“家”，有房有车，电动窗帘、咖啡、面包、红酒、宠物猫等充满小资气息的物质充斥着主人公的生活。然而，相恋并同居六年的恋人却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逃离了。这种逃离也让我们想到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女主人公因为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平庸而选择逃离，但最终半途而返，重回家庭。这种具有某种同构性的“反对一切规范性的东西”的“逃离”，其中隐含的是现实秩序与人性内在精神的紧张冲突。 　　“有形之物”和“无物之阵” 　　巴金笔下的“家”是封建专制礼教的代名词，是囚禁正常人性生长的牢笼。“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我不能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②在文本的创作中，巴金需要为反抗行为设置具体的标靶，“政府”和“国家”太过宏大，而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结构。与“国家”和“政府”相比，“家”显然更容易成为具体生动的文学形象。森严的等级结构、严密的伦理秩序，以及与个体之间紧张剧烈的矛盾冲突，还有什么比它更适合成为“反抗者”们批判的标靶呢？ 　　家庭不再是传统伦理中的温情载体和安顿人心的场所，而是践行吃人礼教的场所，这是巴金小说《家》的悲剧意义所在。换言之，“家”里面悲剧性的人物所面对的阻碍是“有形之物”，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纲常伦理等思想。如果说巴金《家》中的悲剧源自那些“有形之物”，那么在张悦然的《家》中，“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之后，不再像巴金的《家》中面对“有形之物”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一种虚无的“无物之阵”。张悦然《家》中的悲剧感源自一种对青春或生命的困境和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是五四作家们的时代诉求实现之后所产生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张悦然《家》对女主角裘洛的塑造，几乎完成了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理想，女主角有独立的经济和时间支配权、独立的情感空间。这里的话语权既不像巴金的《家》那样由男人操控，也没有《伤逝》中子君的情感精神依附、停滞怠惰而造成的悲剧。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陷入青春精神的困境呢？这主要来自于“物化”世界的侵蚀。格奥尔格?卢卡奇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商品形式已经成了‘普遍的结构原则’，物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甚至是渗透到人类主体性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层次上不断地生产，物化结构也就越来越深刻地渗入人的意识中。”③ 　　张悦然在《家》中表现出的写作野心远超同时代的青春文学作家，因为对问题的追问还将继续深入。她意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已经濒临“物化”的边缘，若按照这个惯性生活下去，或许将沦为“单向度人”的境地。这时的她已经出现了警觉自省的迹象――憎恶过度“物化”的生活。张悦然塑造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