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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后发优势探究2011年农历新年过后，新一轮的农民工离乡打工潮来临。与往年不同的是，不仅东南、华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了用工荒，而且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也加入到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经历顶峰时期。挖掘后人口红利，培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后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的综述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的计量分析中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Lee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第二次人口红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过对瑞典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也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预测来看具有利益的结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总人口负相关，并且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异。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对经济起飞的预测在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人口与人口比。国内学者蔡昉、王德文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而学者陈友华、马瀛通、王桂新、解保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关于劳动要素与后发优势方面的研究：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追赶假说。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蛙跳理论。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国家可能脱颖而出。国内学者陈刚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等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郭熙保概括出后发优势有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五种类型。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后人口红利问题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公理化的概念及体系，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不尽一致，并且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关系研究却较少。后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人口红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开始上涨、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红利开始慢慢消失的时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时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 二、中国人口红利现状及问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两年劳动力市场供需却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总量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递减。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工数量进一步增加，总量约2.3亿人。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6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市场中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0年回升至1.01，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却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少了约2000万人。 2.第三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较大。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报告，从需求总量看，2010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8.7%和59.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相对稳定。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个百分点）。另外，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