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前前后后.docVIP

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 万千人按： ? 前一段时间网上谈到故宫“大佛堂”的文物被“划拨”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刚好手头有个资料，是当事人黄明兰的一篇回忆：《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 ? 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 黄明兰 ? 一、故宫大佛堂佛教文物调拨洛阳的缘起 1973年初，据说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要来洛阳访问(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柬埔寨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西哈努克本人也是佛教信徒，来到洛阳自然要去白马寺。因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有“释源”、“祖庭”之称。然而此时的白马寺，虽经新中国建国后的数次修缮，外观看虽不宏伟壮丽，但尚可算是古朴幽静。然而各殿堂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被烧。尤其是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元代彩色塑像，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中就被砸的“粉身碎骨”了，只剩下一尊断臂的菩萨歪站在原三世佛的西侧，后来文化系统在白马寺办“学习班”，人住在大殿内，也就把“劫后余生”的断臂菩萨扫地出门了。庙内无佛像，就等于金銮殿里无皇帝，信徒们向准磕头礼拜?如果西哈努克去白马寺，看到的只是空旷的殿堂，那还称其为寺院吗?这种情况，上级文物部门领导是知道的，特别像接待西哈努克这样国家元首级的大人物，上级领导是不可能不予考虑，至于这中间如何酝酿，最后如何决定将故宫大佛堂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等调拨给洛阳的过程，这是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事。但绝不是《自马寺志》中说的“洛阳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国务院，请求从故宫博物院调拨佛教文物充实白马寺”。当时作为洛阳市，怎么可能直接报告国务院呢?从文物口这个角度讲，这中间还隔着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两级领导机关。其次，洛阳市怎么知道故宫有佛教文物?为弄清此事，我曾致信当时主要参加移交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付连仲老先生。他回信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中央请示，调拨大佛堂全部文物运往白马寺。最后李先念批准决定，故宫有档案。” ? 二、搬迁经过 中央决定之后，国家文物局通知了洛阳市文化局，由蒋若是、温玉成，先行到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与吴仲超院长具体商定了搬迁日期、拆卸办法、运输安全等有关问题。回来后在博物馆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献奇、高祥发、苏健、贺官保、李云峰、司马百灵和我等。后来去北京时，又调来了龙门文物保管所的曹光祥；市曲剧团的木工粱彦景、孟昭学，市木工厂的木工刘永福、魏根发，市文化局文化科的孙德侠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文化局副局长张若虹也曾赴京察看了装运工作，对所有参加此工作的同志们进行慰问和鼓励。所有去的人员都有明确的分工，哪些人登记造册，哪些人拆卸包装，哪些人负责运输。运输车辆是市政府从黄河冶炼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厂借调来的。我的工作是对外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即是“公关先生”。因为我在50年代初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即留在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故宫去，人员比较熟。除了与故宫方面打交道之外。还负责采购运输所需的用品，如塑料泡沫等就是我从北京南郊一家海绵厂买回的。这次去的人都住在王府井东边的校尉胡同解放军总参第四招待所，因为这里有一位咱们伊川县的老乡在该所当所长助理，不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住进解放军招待所的。我们每天上下班都是穿过金鱼胡同或煤渣胡同，到东单乘ll路无轨电车到地安门转乘5路汽车到西华门进故宫。 慈宁宫在武英殿的北边，是故宫西路的一座重要殿堂，在慈宁宫的后院即是大佛堂，是历代皇太后吃斋念佛的地方。故宫保管部付连仲和薛惠茵二位同志负责与我们办移交，头一天开门进殿时，百年尘土差不多半尺厚。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器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大佛堂内主要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左右两边有两尊伽蓝护法，梁上悬挂有黄缎子帷幔，佛像前均有木质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特别是十八罗汉佛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都是金漆夹紵像。衣服的纹饰繁杂而细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是元代作品，所以也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故宫的不少同志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其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他们的重视。从殿内搬出一尊，他们就详细的记录和拍照。大佛堂的所有文物和陈设，种类并不多，数量也不很多，全部拨给我们。 这次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历时3个月。其问在京拆卸装箱人员十分辛苦，20多尊佛像，数百斤重的暖阁构件，三立方米的大木箱，硬是肩扛、背驮，翻过数道门槛，越过层层台阶，搬到慈宁宫门外装车，的确做到了“宁伤自己，不伤文物”的诺言!司马百灵同志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