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缘情.PPTVIP

中国诗学精神与诗创作 胡迎建 一、诗的定义 诗是什么： 用精简、生动、富有音乐性的文字，在既定的格式和音韵里，抒情状物，包涵万象。 司马光：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 谢叠山：文之精者为诗。 诗是一种可以吟唱的以文字为工具的表达形式。 二、诗心，诗情；鲁迅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心不仅是仁心、良心，也是真善美的载体。情之发动，情植根于心。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诗心可以致广大，尽精微，上可入宇宙，下可观察草木之微，与天地相感应，相共振，与物和谐。人人有表达心声的要求，诗是心声的艺术化。诗心可役使万物，万物为我所用。诗从自然美、生活美中来，诗就在身边，诗在生活中寻找。但诗心需要培植、浇灌。 中国诗学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言志与缘情。探索为何作诗的问题。 一曰诗言志，《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歌咏，咏，长言之，声依其长言，律即音律调节。西汉毛苌《诗大序》发挥《尚书》之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唐代孔颖达《诗大序正义》：“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 《诗大序》还提出诗史观，即正变问题：“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废，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焉。” 从文天祥狱中正气歌，到革命烈士铁窗诗，就义诗，到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可以看到诗人言慷慨之志，使中国历史灿烂的诗国天空，充盈一股浩然正气，表达的是鼓舞人心向上的志。古代官方支持诗言志说，重在诗的政教作用与教化功能。 西方诗歌起源于宗教，所以往往“诗言神” 作为西方诗歌的基本价值，往往使人进入脱离现实的梦境，他们认为神是最自由、最伟大的人，往往赞颂神的伟大，把赞颂神看作诗歌创作的首要任务。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便是其中典型之一。这是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 毛诗大序提出诗之六义： 风雅颂（风，民间诗歌；大小雅，士大夫之诗，颂，庙堂之乐，国歌）。三者讲的是诗的三种类别，就内容而言。 赋（直陈其事，描写）；比（比喻）；兴（以彼物兴起此物，暗示，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三种是就诗的写作方法而言。 孔子 诗教说：《论语》：“子曰：“小子何莫乎学诗”；“不学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启发鼓舞；观，观察社会与自然，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风反映了政事在民间的效果与作用、社会民风，汉朝置采诗之官，观风俗之厚薄得失，后世称为采风。 群，互相交流，切磋砥砺，加深友谊。 怨，即发挥美刺作用，讽谕不良政治，让人宣泄，疏导，同时让当事者警觉，改正。 一曰诗缘情， 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张华，被钟嵘评为“儿女情多”。 他“先情后辞”，是缘情说的先导。 隋代王通《中说》中说：“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杜甫晚年有《偶题》中说：“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 言志虽言个人之志，也是民族价值理想中的志，从个人承担的民族国家责任意义上说，诗言的是民众之志，人民理想，个人建功立业的志向。 “诗缘情”，即把个人对生活与现实的自由理解，个人对爱情与生命的渴望，通过诗直接表达出来。 从个人生命自适意义上说，诗言志加上缘情就是言个人生命情态，表达诗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 诗是感于物而诉诸于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以感于物为现实根源，达成情景交融。 “物——志——情”三位一体，构成以“感物吟志”、表现情感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底座结构。 在先秦至魏晋时期已经构成。 人们认识到由感于物而兴发情志。 第二个阶段，形象、形神。 唐代进入自觉地探讨诗歌艺术形象这一层面。 形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志相融而成， 对客观外界、印象进行筛选与提炼并渗入作者主观情志的过程。 意象略高于形象。更含有主观情意。往往用于诗学。而形象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 《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与后世意象之涵义接近。 意与象两个要素通过语言媒介而进行感应、交融、契合的产物，意象是主观情志与物象交融互渗的产物。是诗人传达情感，表现思想、升华意志的基本方式。 好的意象：完整、和谐、优美，水乳交融。 区别于物象，就在于它是经过作者情感过滤、打上主观感情烙印的产物。 意象是一个个表意的典型物象，是主观之象，是可以感知的，实在的，具体的。鲜活的意象，须诗人精心营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有情思寄托，有灵动之态。杜诗中的“无边落木”、“不尽长江”、“花近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