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之2005-平衡之年.docVIP

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之2005:平衡之年在迈过全面鼎新的2003年、深化转折的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系统平衡的2005年—这种平衡，既来自外部压力，亦来自主动追求。 之所以选择2005年这个时间节点进行系统平衡，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选择的合理性，我国率先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淖中抽身，此时进行系统平衡不必过于忧心短期经济发生大幅波动；其二，选择的无奈性，2005年作为新一届政府执掌经济中枢的第三年、我国加入WTO的第五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贸易顺差的倍增态势，已造成全球经济的局部失衡，故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就汇率、贸易等事项，加大对我国的压力。 就外部压力而言，汇率议题首当其冲，其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体相互竞争的利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2003年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渐起之后，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2005年4月6日首次正式发起“舒默法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且言辞极尽威胁之能事“假如6个月内人民币不升值，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在这股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央行于该年7月21日宣布，“自即日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至8.11的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以及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应该说，此番人民币小幅升值整体利大于弊，2%的升值既可暂时缓和中美汇率矛盾、且对我国出口尚不至于形成过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此番启动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正式与长达十年、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告别。 其次，外部压力还体现在贸易上。在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之后，美国纺织企业于3月31日对我国艺术画布提起反倾销申请，4月22日美国商务部为此展开反倾销调查，此事端一开，更大范围的纺织品贸易纠纷随即升温，至5月31日，美国对我国实施限制的纺织品已多达15种，涉案金额更高达28.4亿美元。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虽然于该年底通过七轮谈判得已平息，但美国由此设立的“数量上限”和“价格下限”，仍对我国纺织品大规模出口形成了相对抑制。除具体外贸争端的无奈妥协之外，为减少贸易过度失衡之下的结构性摩擦，我国亦于当年全面降低进口关税，以期逐步收窄进出口差额减少国际贸易阻力，该年度我国调降进口关税涉及品种多达900余个，其中农产品平均进口税率从15.6%降至15.3%，工业品平均税率从9.5%降至9.0%。 无论是汇率之争、还是贸易之战，其在2005年的白热化态势，自然与此前数年全球经济加速失衡密不可分，而这其中，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经济失衡最为明显。2005年我国受此前数年大规模投资所扩容的生产能力、以及先于周边国家突围亚洲金融危机的替代效应，出口创纪录地高达7620亿美元、贸易顺差亦创纪录高达1019亿美元，贸易顺差占比进出口总额更是从2004年的2.8%跃至2005年的7.1%。在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必然会自反市场化说教，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形成的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甚至是政治争端，则需要貌似全球一体化之下最大受益国之一的中国，进行相对的妥协和让步。而在既定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增长模式之下，如果我国不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人民币升值、以及降低进口关税等平衡之举，将仅能收短期应急之效，而之于未来中美经济失衡（以及由此滋生的冲突）不仅将持续存在（甚至会发酵升级），且持续此种路径依赖，我国未来极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以今日之事实反观其时所忧，可堪称无比“契合”，时至今日，中美汇率之争、以及贸易之战仍时时剑拔弩张、烽烟四起，而我国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亦仍然持续至今。 当然，就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以及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而言，当下之成效不彰，并不代表其时不重视。应该说，面对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纠纷不断，2005年我国确实展开了诸多自我平衡之举，以期在无奈的短期应急平衡之后，之于中长期形成更为合适的、且内外矛盾持续消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种主动追求的平衡之举，首先体现在2005年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取消牧业税，这是继2004年中央1号文件首提三农之后，更为具体的利农政策。此举不仅具有数千年未有之免征“皇粮国税”的象征意义，更具有抑制工业投资产能过剩、激励农业生产以防通胀的实际意义。除工农业大格局的战略调整之外，相对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亦于该年全面启动，能源、重要原材料和装备制造等行业被列入重点扶持行业，而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则被列入淘汰日程。 其次，我国此前数年持续的大规模投资、以及低附加值的出口结构，直接拉高了的原材料进口成本，仅2005年铁矿石价格即上涨70%、原油价格涨幅亦高达逾65%，由此导致的我国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以及发达经济体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扩大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