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离百姓有多远.docVIP

中国当代艺术离百姓有多远提起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我立刻想到世界艺术史上一古一今两个故事。 前一个故事出自古希腊：著名雕刻家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曾根据同一个模特儿创作了两件雕像，一个顺从大众趣味，一个依照艺术法则。他邀请普通观众对前一个雕像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见，并一一照办。最后，他将两座雕像一起展出，结果，前一个被嘲笑，后一个受赞赏。 后一个故事发生在1996年的美国：旅美俄罗斯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Vitaly Komar）和亚历山大·梅拉米德（Alexander Melamid）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征求各国民众的意见，以满足不同民族民众欣赏口味的绘画作品，其结果是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庸俗不堪的绘画—在以蓝色为基调的画面中，珍禽瑞兽和著名历史人物居住在山清水秀的田园环境之中。例如在《美国人最喜欢的绘画》中他们描绘的是这样的情景，华盛顿总统和一个三口之家悠闲地漫步在湖滨景色中，一对梅花鹿在浅水湖中嬉戏。 近年来，随着北京宋庄、798和草场地等众多艺术区的日益兴旺，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艺术市场迭创佳绩，以及大众媒体对当代艺术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超越狭小的专业圈，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中国当代艺术与寻常百姓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虽然没有人进行过相关的民意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当代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披览人类艺术史，艺术与大众就像是一对同向而行、彼此相隔、永难靠近的情人。通常的情形是，不管是自命不凡，还是被奉若神明，被称为缪斯的那位艺术女神，不是孤芳自赏地藏身于圣洁的缪斯庙堂，就是洁身自好地隐居在幽静的象牙之塔。超凡脱俗是她的品质，喜新厌旧是她的习性。她永远需要大众的追求和仰慕，但对大众的趣味和愿望又总是置若罔闻，每当大众觉得自己已经走近她的身边，看清了她的芳容，她又会立刻换上新的面孔，奔向了新的驿站。对于痴心不改、追逐不息的大众而言，艺术永远是一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孤傲情人。 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似乎出现过一个艺术与大众情投意合的“蜜月期”，这段佳话源于艺术女神史无前例地“下凡”经历。1913年一个名叫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法国画家扔掉画笔，发动了一场“观念主义”艺术革命，他将一个带有车轮的自行车前叉，倒置固定在一张圆凳上，就此算作他的一件艺术作品。1917年，他又变本加厉将一个男厕所用的陶瓷小便池签上名直接送到艺术展览会展出，这类反传统、反美学的“现成品”艺术创作宣告了这样一个神话：“什么都是艺术”。20世纪60年代，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将艺术的范围扩大到自我和人类的种种行为活动，通过这类被他叫做“社会雕塑”的行为艺术，他向世人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杜尚及其门徒将艺术女神拉下圣殿，撕掉她美丽的外衣，将她弄得蓬头垢面甚至丑陋不堪，其目的在于弥平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取消艺术家与大众的差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拉近艺术与大众距离，反而扩大了两者间的鸿沟。 进入当代艺术时期，在西方，观念艺术已经变成了新的美学，也就是说，观念艺术已经获得了美的形式，无论是材料还是制作，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已经今非昔比，精美的材料与考究的制作，使得这类作品高度契合形式美的法则，甚至获得了美轮美奂的动人效果。西方当代艺术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视觉艺术的局限，而增加了听觉乃至嗅觉因素的运用，并且倡导作品与观众的互动。不过，在这样的互动中，观众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们是按照艺术家设定的程序来进行作品的欣赏、完成作品的解读。我们看到，在当代艺术阶段，艺术再次成为拥有专门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专家的专利，艺术女神重新回到了美的殿堂，而普通大众则继续保持着仰视的身姿。 正如科学有基础学科和尖端学科的差别，艺术自古就有高雅与低俗之分。在世界艺术史上，民间艺术始终肩负着满足普通民众审美需要的使命，而专业艺术家则永远充当推动艺术发展进步的开路先锋角色。艺术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为人民服务并不意味着艺术只能永远迁就普通大众的一般鉴赏力，而必须放弃对新的艺术表达方式的探索和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不断创造更新更好的艺术，从而不断提升民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艺术家的天赋职责。 在“文革”极左时期，我国曾经有过一段艺术大众化的历史，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创作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变成了图解政治的工具，这种“低智化”的艺术看似满足了大众的需要，但它在降低自己品格的同时，却丝毫没有提高大众的素质。在那个疯狂年代，艺术的堕落成为历史倒退的形象证人。在中国艺术史上，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荒唐历程。 改革开放30来，中国当代艺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