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1 刘希伟 清代，盐商集团是国家财政的支柱 .doc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1 　　刘希伟 　　清代，盐商集团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性来源主体之一，同时盐商往往又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地域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则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不仅是政治与文化教育领域的一个轴心，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心。盐商集团借助于其巨额的经济资本，通过相关的社会运作，与国家、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联，并借此获得了相应的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清代盐商而言，科举亦是其获得政治与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盐商之家往往通过子弟应考科举得以维护、扩张其族群利益。商籍便是盐业与科举“联姻”的产物，是政府与盐商之间利益交换的产物。 　　在清政府“恤商裕课”的国策下，商籍较之明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伸张与发展。在以往学术界关于清代盐政、盐商以及户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清代商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涉及。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而言，这些探讨仍显得不够，尚有许多需要深入之处。本文拟从制度史的视野出发，在简略解析“商籍”含义的基础上，梳理清代商籍的设置与变更状况，并对于其应考条件以及相关的冒籍问题进行一种初步的探讨。由于之前对于清代盐商问题未有涉足，拙文可能存在不少浅薄乃至谬误之处，故也借此向各方家请教。 　　一、“商籍”释义 　　究竟何谓商籍？过去部分学者由于未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对之存在一定的误解。商籍被理解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户籍，而且所谓的“商人”被理解为一般的普通商人。实际上，这种理解主要是根据《大清会典》中有关清代户籍类别中的相关内容得出的。显然，此处的“商人及其子弟”并非一般的商人及其子弟，因为一般商人的户籍基本上属于民籍。2 　　目前，学术界关于商籍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藤井宏、寺田隆信、臼井佐知子、何炳棣、许敏、曹永宪、王振中等学者均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相关的探讨。3其中，在从制度层面对于清代商籍所进行的探讨中，许敏的《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一文尤为用力，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与借鉴。综合有关清代商籍的文献以及已有研究来看，商籍主要是指为盐商及其子弟设立的应考科举的籍类标记。但张仲礼又认为亦有非盐商子弟而以商籍应试者。4 　　1按：在清代，“商籍”一词，主要是指称盐商及其子弟应考科举时的一种籍类标记。但其含义又不仅限于此。本文在“商籍”释义部分对其另外的含义进行了一定的辨析外，其余部分则专门针对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诸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 　　2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3） 　　3见（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江汉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出版社1986年版；（日）臼井佐知子《中国的商业和商人》，收录于内田知行等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绿荫书房1979年版（日文版）；王振中《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影响》《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3）；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2002（1）；何炳棣、巫仁恕，《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1999（2）等等。 　　4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80。 　　张仲礼所举案例为沈兆霖曾经三次应考童试商籍。实际上，浙江商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允许浙江本籍盐商及其子弟应考，同时也在于礼部甚至乾隆都对浙江商籍中的冒籍问题予以某种程度的默认。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等于说政府正式出台过非盐商子弟可以应考商籍的规定，只不过是对于冒占商籍的问题表现出了某些放任的态度。换句话说，在清代科举考试中，从来都不曾有过非盐商子弟者可以应考商籍的明文规定。因此，沈兆霖三次应考童试商籍并不符合清代商籍的应考规定，应当认定为一种冒籍行为。 　　将商籍理解为盐商及其子弟应考科举的户籍类别，多数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就整个清代而言，商籍主要是指盐商及其子弟应考科举的籍类标记。但这种看法也不能过于绝对。之所以说如此，主要是基于以下史料： 　　其一，光绪时期，两湖茶商子弟也曾以“商籍”的名义与渠道入读“两湖书院”。 　　惟查此项茶捐每年总共所收不过一万数千金，合之价值千分取一，众擎易举。其于茶务去取均无所增损，是以商情乐从，向风慕义，并请设商籍课额为造就其子弟之计。当经允其所请，于湖南、北课额二百名外另立商籍课额四十名，群情益深鼓舞。嗣臣复加考求，向来南北业茶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