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心理战述论.docVIP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心理战述论［摘 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采取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主要包括: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机变诡诈的谋略心理战和手段丰富的策反心理战。这些心理战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心理战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53-05 心理战广泛用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其依据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用特殊的信息刺激,影响和改变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个性倾向等心理系统,达到兵不血刃或小战大胜的目的。从1895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在与清王朝的斗争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用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在宣传、谋略、策反中达到了匠心独运、精彩纷呈,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 革命党人不仅在认识上重视舆论宣传,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以下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 (一)宣传内容：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 从心理战的角度审视宣传形式,大致可分为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两类。前者作用于对象的认知系统,通过知识和理论的宣传,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宣传者所预期的认知、立场与态度;后者作用于对象的情感系统,通过宣传激发起对象的或爱或恨、或喜或怒、或振奋或沮丧等情绪。当然,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经常需要相互渗透,不能截然划分,缺乏感性的宣传容易变成乏味的说教,没有理论深度的宣传则又显得苍白无力。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宣传内容虽然宽泛,但按其功能同样可分为理性宣传和感性宣传两大类。前者着力于民众的思想启蒙,高举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自由的大旗,宣传民权思想,歌颂民主自由,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后者着力于民众的感情煽动,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欺凌与压迫以及批判满清政府的专制、黑暗与腐朽,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增强民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满清政府的仇恨情绪,以便使其投入到暴力革命的洪流之中。 革命党人在宣传实践中把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二者灵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表现为：一是针对不同对象在方式上有所侧重。对知识文化阶层,主要是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理论,同时结合传统的“夷夏之辨”,宣传民族主义理论,《民报》等革命喉舌常常刊载这方面的文章。而对广大未受过教育或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主要以演讲、戏剧、诗歌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激发其朴素的情感。二是在宣传某一主题时,既注重理性宣传又重视感性宣传,在理论启蒙的同时培养情感。以“排满”宣传为例,革命党人一方面在理论上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人权、民主、共和等政治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千方百计地将满族贵族排斥在华夏民族之外,把传说中的黄帝说成是中国人唯一的祖先,并把其作为“排满”的理论根据;同时又详细揭露满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欺压民众的种种罪行,以激起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仇视,鼓动其 “排满”的革命热情。 (二)宣传风格：文白并用,雅俗共赏 在中国,白话文的提倡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人物。辛亥革命时期,书面语言仍以文言为主。但革命党人在使用文言文的同时,还积极使用白话文,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宣传对象选择不同的文体,文白并用,择其所宜。 革命党人对知识分子阶层一般仍用文言文。有的宣传家如章太炎等由于国学深厚,还惯用文言写作,以求古典高雅。章太炎1907年为《神州日报》撰写的发刊辞就是一篇用文言文宣传的经典之作,虽然文字十分艰涩难懂,但激赏之情溢于言表,抒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被视为“旧文学中之代表作”。［1］244\|245 针对识字不多的广大民众,革命党人重视运用浅显的白话文进行宣传,在形式上增强宣传的针对性。林獬在创办《中国白话报》时,以“白话道人”的笔名说明了革命党人使用白话的初衷是因为文言文只能给读书人看,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不喜欢也看不懂 “子乎也者,诗云子曰”之类的文章。［2］ 为此,革命党人积极创办白话报。著名的有上海的《中国白话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白话》杂志,《直隶白话报》和《安徽白话报》等。除办报外,一批革命党人积极用白话文著书撰文,进行革命宣传。如陈天华的宣传论著全部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1］119,《警世钟》、《猛回头》即是这类通俗著述的范本,这些著述在南方各省广为流传。邹容的《革命军》也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数年间发行竟至百万余册。 革命党人还利用戏剧、鼓词、歌谣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当时写这些通俗的宣传作品成为一种风气,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