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雪尔登中国地图》之图类定位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探究中学术价值.docVIP

明代《雪尔登中国地图》之图类定位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探究中学术价值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在一次馆藏清理中，发现一幅收藏350余年从未问津且已损坏严重的我国明代彩色地图（见图1）。在美、加学者的建议下，牛津大学开始重视此图，花重金修复，并于2011年10月1日举行了首次公展。据悉，此图为17世纪英国律师兼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的私人收藏品，后于1659年捐给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西方学界被命名为《雪尔登中国地图》（以下简称《明图》）。这幅明代古航海地图的复出在中国航海史学界引起学术轰动，对于明代航海史特别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必将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1　《明图》在航海图学史上的图类定位 1.1　航海图的分类 就专用性航海图而言，航海学上按其功能和作用的不同将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航海总图，比例尺一般小于1∶，只表示海区与相关陆地的概貌，供研究海区形势和制订航行计划之用；第二类是航行图，比例尺介于1∶～1∶之间不等，主要表示与航行有关的要素，如海岸地形、地物、导航定位陆标、海上航道相关岛礁、水流、碍航物等，供海洋调研和船舶航行时使用，这类沿海航行所用的航行图也被称为海岸图；第三类是港湾图，比例尺一般大于1∶，详细标注港湾内部的有关要素，如海岸性质、进出港湾标志物、水文、地貌、碍航物等，供船舶进出港湾和避风锚泊时使用。 对中国古代航海图进行航海图类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有利于我们科学判别古航海图在航海活动和航海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可以反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阶段及其广泛的内涵。 1.2　中国古代航海图图类概述 从历史文献看，至迟在12世纪的北宋时期，我国已有专用性航海图的记载。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五月十六日，徐兢一行乘由4艘神舟和6艘客舟组成的船队前往高丽，在其归撰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即称，“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然惜图失经存，令人难识其貌而遗憾万分。 及至元代，此类航海图的应用更为普遍。元丞相伯颜入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时，曾得学者金履祥进献“由海道直趋燕”之“书及图”；而后朱清、张瑄“献海漕之策”时，亦有图书晋献，且校“视履祥图书咫尺无异”。由此可知，当时在我国北方海区，航海图已广为使用。 另据明《海道经》所附《海运以远就近则例之图》，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已曾“推究地理远近，将船户湾船处及装粮路分，通画图书，明白标写去处里路”，并于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九月“著为定式，刻之于石”。此石刻航海图在《海道经》面世时尚存，只是“缺字石损候补”，可惜历经沧桑，今已荡然无存。所幸，在《海道经》中还保存了一幅元人底本的《海道指南图》（见图2），殆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专用性古航海图中的最早版本。 到了明代，载于茅元仪辑录《武备志》卷二百四十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著名的《郑和航海图》，见图3）作为专用性航海图流传至今。自此以后，各种专用性航海图陆续问世并流传至今，如《新河海运图》《三才图会·海运图》《海运图》《琉球过海图》《琉球国志略·针路图》等，但大多数仍为各类绘有国内外陆地、城镇、地形、河流、岛屿等的海陆形势图和沿海海防图，如明代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郑和杂著》中的《海防图》、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邵广文的《七省沿海图》，以及绘有海外地区的《安南图》《日本图》《朝鲜图》《东南海峡图》和《西南海夷图》等，这些带有海陆区域的地图，虽然也可供航海者参考，但并非专用性航海图，只能列入广义的古代海图范畴。 1.3　《明图》：第一幅流传至今的古代航海总图 相比于现代海图，其图幅稍大些。从图上可以看到，其所覆盖的区域极其广大，描绘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陆地及海区基本概貌。除我国内陆和日本地区标有详细地名外，其他地区及海区只对沿海城市和重要的定位导航岛礁进行标注，并在一些区域标注了海流和航路指示的简要信息。从这些直观图景可粗略判断，其为一幅航海总图性质的古代海图。 为进一步证实这一图类定位，笔者实测《明图》所绘航线之长度并对照其相应的实际航距，推算此图比例尺的大致数值。以下，即选取《明图》中分纬度区间①的几条主要航区航线进行概略的比例尺数据测算。 1.3.1　中国沿海航区比例尺 以漳泉—广州段为例：（1）《明图》实测航线长度：L图≈9.94 cm；（2）相应实际航距②：L实≈294 ＝544 km ＝54 400 000 cm； （3）比例尺＝L图 / L实＝1∶5 472 837≈ 1∶ .3.2　东洋航区比例尺 以福州—琉球段为例：（1）《明图》实测航线长度：L图≈17.36 cm；（2）相应实际航距：L实≈390 n 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