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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 编述史上的意义 辛 德 勇 唐朝史学家韦述撰述的《两京新记》一书，是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一部划时代的 著述。遗憾的是这部书在中国早已失传，幸赖其传入日本后，以写本形式，保留下来很大一 部分内容，这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两京新记》最大的一块断片。自从日本天瀑山人在《佚 存丛书》中刊布此残写本《两京新记》以来，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学者，都利用这份珍贵的资 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1 。不过，对于《两京新记》一书在整个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 的重要意义，尚有待阐发揭示。 日本复制尊经阁藏唐写本《两京新记》残卷 中国古代专门讲述城市状况的历史典籍，根据目前所知见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国朝》 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国朝》和《宫宅地形》都早已佚失不存，现在所能看到最早提 2 。《汉书·艺文志》著录《国朝》 到这两部书籍的文献，是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艺文志》 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但没有著录这两部书的时代和作者姓名。不过，如众所周知，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完全是依照西汉刘向、歆父子的《七略》删减纂集而成3 ，所以， 《国朝》和《宫宅地形》的成书年代，至迟也要在西汉末年以前。 1 从文献学角度对《两京新记》的研究，以日本学者福山敏男的研究最为出色；我在福山敏男研究的基础 上，亦略有补充，刊于所作《两京新记辑校》的前言中。 2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三○《艺文志》，页1774。 3 《汉书》卷三○《艺文志》，页1701。 1 《汉书·艺文志》没有设立类似后代“地理”类书籍的类目，也根本没有收录这一类书 籍。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类著述，与此性质相近的地图和土地人口册籍，则为官属所掌管 控制，并没有列入著述之列。 《国朝》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籍，由于没有佚文可资稽考，过去有不同看法。清人 沈钦韩在《汉书疏证》中曾考述说： 《隋志》：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国朝》者，疑此是也。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注：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三王 世家》：御史上舆地图。〔《晋书》：裴秀曰：“汉氏所画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 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1 沈钦韩引证诸多文献，试图说明《国朝》很可能是班固撰述《汉书·地理志》时所依据的刘 向、朱贡诸人的地理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内容，与沈氏列举的各种汉以前之地图相当，也就 是现今一般所说的地理学知识。 这不仅是沈钦韩一个人的看法，清人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中提出的见解，便与 其完全一致： 本书《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 武帝广开三边。故自高祖增置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凡郡国一百 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 千三百六十八里。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迁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 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贡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案本志叙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 郭，即此七卷是也。盖言西京郡国形势，以不立地理之目，无可附类，故次于《山海经》。 其是否即为刘、朱二人所述，则不可考矣。2 与沈钦韩列举地地图相比，姚振宗将《国朝》与秦汉郡国地理直接联系起来，这样，就比沈 钦韩更进一步认定了这部书的一般地理学性质；姚氏并且将其内容，具体推定为“言西京郡 国形势”，也就是记述西汉一朝的地理状况。及周寿昌撰《汉书注校补》，则谓“《国朝》七 3 卷是向书”，进而把作者也指实为刘向了 。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民国时张国淦在编纂《中国古方志考》时，便把《国朝》视 作地理总志，列在“秦地图”之下、汉舆地图之前4 ，似乎其作为古地理志书，已成为研治 舆地者的定论。 今案《国朝》和《宫宅地形》，在《汉书·艺文志》中，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项下。 由于这一类著述，专业技术性很强，本属“明堂羲和史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