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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及影响因素摘要 本文基于2010年底对全国6个省1 118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各类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运用调查数据描述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及排放结构的现状；然后对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进行单因素分析；最后，运用计量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的情况下，对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2010年农民人均每天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约为1.07kg，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省最高，达到1.19kg，而云南省最低，只有0.87kg。厨余类垃圾是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所占比例高达27.6%。研究结果还表明，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量不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相关的政策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影响因素；拐点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06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0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快速增加，并成为目前主要农村环境污染源[1—4]。据估计，2000年我国农村的垃圾年产量约为1.4亿t[5]，约合人均每天产生垃圾量0.48 kg。但根据中国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到2004年我国农村人均每天垃圾排放量已经达到0.9 kg[6]。按照上述数据推断，我国农村人均垃圾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6%。如果按照杨俊辉、王芳估计的2010年人均日排放量0.8—1 kg和黄开兴等估计的0.95 kg计算，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5.5%—7.5%[7]。与此同时，农村生活垃圾的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厨余垃圾、塑料制品、电子垃圾、以及固体包装等物品在农村生活垃圾中越来越普遍[3，7—8]。 大量的研究表明，生活垃圾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条件等相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压力随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而快速上升，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排放与由此带来的环境压力开始下降，这就是著名的Kuznets倒“U”曲线理论[9]。该理论在很多关于空气质量与工业污染，以及某些国家或地区总的污染排放等方面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10—11]。但在生活垃圾排放方面，过去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一致。De Bruyn等以及Dinda在研究中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均固体垃圾排放与收入之间的确存在倒“U”关系[12—13]，但Andersen 等在欧洲的研究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人均垃圾排放量仍在不断上升，并没有出现拐点的迹象[14]。有关我国垃圾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杨凯等发现，上海城市生活固体垃圾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关系[15]。另外，Song等人利用我国1985—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我国城镇生活固体垃圾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关系[16]。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除收入之外，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受人口密度、家庭构成、所在区域等的影响。杜吴鹏等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量的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与非农就业、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等有相关关系[17]。也有人指出，垃圾排放量受人口密度、家庭规模、居民消费性支出、年龄分布等的影响[18—19]。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决策部门了解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现状与规律、制定相关政策以加强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过去的大多数相关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所用数据来源于2010年底对全国6省共1 118个农户的实地调查，从区域分布上样本覆盖了除西北区域外的大部分地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二是除了把垃圾排放总量作为研究对象，还对纸制品、厨余、玻璃制品、金属与铝制品、塑料制品和纺织品等六大类垃圾进行了分析。 李玉敏等：农村居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及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0年底对全国6省1 118个农户的入户调查。选择调查省份的时候，我们不仅考虑了地区分布的差异，同时也考虑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终选择了北方的河北、吉林、中东部的浙江、安徽以及西南部的四川和云南等省。在每个省内，我们首先根据2009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把所有县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在每组中随机选择1个县。然后，在每个县随机选取了2个乡、每个乡随机选取3个村，每个村随机选择了10个农户开展一对一的问卷式调查。 调查采用面对面的问卷方式，分为村级问卷和农户问卷两种类型。村问卷的回答者主要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