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境遇中知识分子与大学.DOCVIP

现代性境遇中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罗 勇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摘要：理性与启蒙既是现代性的地平线，也是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根本不能形成操作性的结构体系，也无法制度化，支撑它的制度只能是虚设的，如果该制度是一个实体，理性就缺席了。在实践层面，现代性是以“工具理性”逻辑展开的。在此境遇中，知识分子与大学日益地工具化，其独立本性与批判精神逐被消解于无形。但这不必然意味着绝望或犬儒，而是意识到在现代性境遇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生存是何其的艰难，在此前提下以强力的意志、伟大的心灵去直面惨淡的人生，“绝望地抗战”。 关键词： 现代性 工具理性 知识分子 大学一 现代性的地平线落在欧洲大陆兴起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哲学家以理性之名开展的“启蒙运动”。以此为界标，人类现代化的历程，即是知识或是科学价值重新被发现的历程。现代性是向未来“无限开放”、进步的时间观，它承诺运用理性可以使人获得真理，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那么理性如何获得又将何处安身？康德把目光投在了作为知识聚集地的大学。他在《系科之争》宣称大学作为“学者的共同体”，是以理性评判一切的场所，由此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调。康德的精神后裔（赫德、歌德、席勒和费希特、“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大学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根本不能形成操作性的结构体系，也无法制度化，支撑它的制度只能是虚设的，如果该制度是一个实体，理性就缺席了。在实践层面，现代性是以“工具理性”逻辑展开的。通过是“工具理性”开始侵蚀高等教育的信号。查尔斯·范海斯提出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威斯康辛思想”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第三职能，大学的工具化得到更为明确地表达。思想有时并不只是对未来的前瞻与展望，而是对过去已存事实的理论概括与总结。自美国1862年颁布《土地拨赠法案》始，大学就被宣告要通过“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直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了。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认为，这是“理性化”的现代性的表征：“[1] “理性化”的现代性是历史的必然趋势。[2]围绕着经济合理性的展开，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专业性的职业分工被相继发明出来，而“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技术化也推动着理性化的进程。“理性化”的现代性其实就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程式化的技术管理形态——科层制组织起来，追求的是“最优化的输入输出比”，巨大的经费投入必然要求大学产出“效益”，所以服务社会无可避免；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学者“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3]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并不是如启蒙哲学家所称的是“通向信仰、幸福之路”，学者不是“生活赛场上的教练”，而应秉持学术中立的职业信念，力求“知识上的诚实”。如果知识分子还在公共生活中宣称某一价值的绝对普适性，这无异于“欺诈或自欺”。 对于“华勒斯坦（参见《学科·知识·权力》）参见《死火重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可发现“规训”的解读更为合理。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精神，但如今却摆脱了这种信念伦理发展成“铁的牢笼”。合理性成了“非理性”：“ [4]，这是“丧失思想”的命题；制约着经济秩序的“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像“一只铁的牢笼”禁锢着每一个人直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这是“丧失自由”的命题。在学术领域，“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5]。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分裂生产的就是没有灵魂“丧失思想”的专家，学者“被局限于特定的专业分工”，规训于特定的学科就是“丧失自由”的预兆。韦伯悲观地预言这就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整个二十世纪，“丧失思想”、“丧失自由”的现代性问题在知识分子与大学的境遇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反映，继而引起最广泛的批判与反思。 二 继韦伯之后，1968“五月风暴”沉寂过后，在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访谈录中，福柯以角色转换的方式宣告了萨特式“全能知识分子”的死亡（这位后现代主义大师对那些就任何公共问题都乐意并积极发言的萨特派抱有很深的敌意）：“知识分子——如果真的有这个范畴的话——正在放弃他们过去预言家的功能。”[6]福柯关于普遍知识分子的死亡论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的奥援。利奥塔则直接以“知识分子的坟墓”预言知识分子的死亡：在启蒙的宏大叙事（解放和思辨叙事）瓦解之后，知识必须在人的掌控之下才能造福人类，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的性能化、商品化、信息化，知识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知识分子——普遍的主体的代言人——也随即失去其合法性。但对于“全能知识分子”历史的终结，福柯并没有哀叹惋惜，而是随即预告了“特殊知识分子”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