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PDFVIP

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 ——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 谢湜 一 前言 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土地开发的情况，碑刻文献中有不少反映。从近几十年已 经整理出版的若干碑刻选集中，即可窥见一二，如1959 年出版的《江苏省明清 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收录了常熟县分别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刊刻 的三则《开垦荒田碑》，又收录了康熙三十五年常熟县调整明末垦荒田地及相关 制度的《均画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示》等赋役碑刻；1980 年出版的《上海碑刻 资料选辑》则收录了万历三十九年嘉定县刊刻的《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 田永额斗则告示碑》等垦荒碑，以及顺治三年处置垦荒田地的《嘉定县为东西两 异乡升科田亩照旧办粮告示碑》。目前未整理的明清苏、松二府碑刻，想必还有 不少涉及土地垦荒，有待进一步搜集。 阅读常、嘉二县垦荒碑，可有以下观感：从内容上看，碑文详述了16 世纪 官方在苏州、松江二府推行开荒政策的情况，主要通过规范垦荒土地的产权， 招徕外来垦荒业户，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免役的权利，从而刺激垦荒。此 外，官方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垦荒赋役编制—— “异乡甲”进行管理。从地 域分布看，垦荒活动集中于苏、松二府，所属各县施行的垦荒制度，先后不 一，又常互相援引政策事例，比如某一年代某一县的垦荒碑会引述他县的垦荒 条文，某县晚期的碑刻又常叙及该县的垦荒前事，这就便于研究者比勘互对， 据后事而知前情，颇为难得。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江南的垦荒机制并非止在一时一隅，而是折射出不少 州县实施垦荒的普遍模式和类似的改革路子，显得颇有意义。在深入分析之 前，也有必要回顾明代江南土地开发的格局，透视人地关系变迁的一些趋势， 进而在地域历史的脉络中理解这些垦荒制度的由来，才能更好地释读明末垦荒 碑。 一 明代江南的荒地 在江南三角洲早期地貌形成过程中，三角洲中东部，即太湖以东平原，形 成了西低东高的地势特点，而太湖以西也是高亢的丘陵山地，因此古人把太湖 ① 平原形象地比喻为“仰盂”，形容其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 又明确地以 高乡、低乡分别指称高地和低地。这种局面本身有利于太湖从西部的山地获得 来水，却不利于太湖向东往江海的排水。 从北宋以来，太湖以东的水利问题基本都是农田水利问题，自11 世纪郏亶 ② 的水利学说开始，治田和治水的关系一直是论太湖治水的要旨之一。 从北宋到 南宋时期，随着水环境格局和地域开发格局的变迁，官方常以治田凌驾于治水 之上，南宋至元代的官方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 ③ 果。 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 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 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 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 ④ 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到了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派浚 水利的具体实施，前提是明确怎么派浚，怎么组织的问题，这就与农田、人户 的赋役编制捆绑在一起了。与圩田水利有关的劳役摊派方式，以及田赋征收细 则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土地开发的导向，以及土地经营者的投资与 投机策略。不同时期作为开发对象的土地，其地貌属性和赋税特质同样需要我 们深入考察。 我们首先关注作为开发对象的田地。明代江南官、私文献中提及不少所谓 的 “荒地”、 “荒田”或 “不耕之田”，这些土地固然有许多是从宋元时期延 续下来的低乡大圩田中的地势最低洼的积水地，或者是冈身以东比较高阜、灌 溉不足的 “斥卤之地”，但也有很多属于所需成本高而产出歉薄的土地。这些 “荒地”并非一直无人耕种，有很多是一度成田却因赋税居高不下、开垦者负 担不起所导致的人为抛荒田地。 荒田的出现一直与赋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永乐以后，里甲人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