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人口.ppt

第六讲 历史人口地理 掌握历史上不同时期总人口的确切数字比较困难的。 首先，历代王朝统计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政府向人民征派赋税和徭役，赋役制度不同，统计的角度不一样，因此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人口统计的标准不一，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次，历代王朝在其统辖区内统治的强度不一，造成统计的地域不全面 再次，由于社会制度上种种原因，如特权阶层在申报人口上的隐匿、漏报等现象十分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有意不登记户口等，也使户口数字不实 此外，历代统辖范围不同，特定的人口数的空间范围也必然有大小区别，讨论人口的变迁还要注意不同的空间范围的变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及其所附的《中国人口分布地图》，首开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之先河。 劳干：1935年发表了《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人口数增减之推测》，首次对两汉人口的地理分布用了简要论述，并且编绘出人口密度图表。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胡焕庸和张善余编制著《中国人口地理》。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甲编部分。 1986年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著作出版——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 关于人口静态的研究，通代作品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赵文林《中国人口史》。断代的主要有费省的《论唐代的人口分布》，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历史区域人口地理研究：北大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其中所撰《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是其都城和人口研究的经验总结。 林富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 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文章有杨平林《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地理研究》、李令福《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唐亦功《京津塘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刘含若《东北人口史初探》。 关于人口动态（移民）的研究，葛剑雄先后发表了《中国移民史发凡》、《中国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和《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在此基础上，由其主编，有吴松弟、曹树基等合著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此外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徙〉等，文章则更多。在研究移民史的基础上，由葛剑雄主编，著成了六卷本〈中国人口史〉 一、夏、商、周三代的人口 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民口1355万3千9百23人。 夏朝统治力量所直接控制的仅限于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帝王世纪》所云其时垦地达9，306，024 顷，甚至比《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垦田数8，270，536顷还要多，其夸张失实已显而易见。况且刚由原始部落的松懈联盟过渡到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夏朝，在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如此甚至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与耕地统计。不可凭信。 夏商时期，人口已无可考。那时的人口稀少。 西周人已较少将奴隶用于作人祭、人殉的牺牲品，并开始注意人口的蕃衍。据《帝王世纪》记载：“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 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已建立全国人口调查的“大比”制度。 西周末期，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 年）在千亩原败于姜戎，“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为补充兵源和增加财赋收入而进行了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二、春秋至战国时期人口发展的转折 1.春秋时期“土旷民稀” 从城邑的规模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春秋时常以兵车若干乘作为国家大小的标志。据《司马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二十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后勤兵二十五人。最大的晋国兵车四千乘，人口也不超过70 万。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估计共有兵车二万五千乘，则有士兵87.5 万，总人口约450 万左右。 2.战国时期人口的急剧上升 我国先秦时期的人口，到战国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开发与居民点的密布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牛耕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既促进了农田的大量开垦，又提高了耕作技术，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使春秋时期原散于各国之间的“隙地”，陆续得到开发。大小城邑和新的居民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三里之城，七里之廓”比比皆是。时齐国已是“邻邑相望”，“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魏国则“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又齐国孟尝君封于薛（今山东微山东北），有户六万；秦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有“家僮（奴仆）万人”，“食客三千”。从封地户口之众，也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