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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试探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试探关键词: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 摘要: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废婚毁家”主张的延续,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形成的对当时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的一股思潮。知识女性的独身论主要表现为感情受挫型、求学求事业型以及以独身为高洁型,高倡独身论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面临着把握自身命运的机遇,以及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困境。 中图分类号:D442.9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2-0048-05 On the Celibacy Advocated by Intellectual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ZHANG Guo-y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Shanghai Foreign Trade Institute,Shanghai 201620,China) Keywords: May Fourth Period, intellectual Women, gelibacy Abstract: The celibacy advocated by intellectual women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extend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abolishing family and marriage maintained by Great Harmony written by KANG You-wei and the anarchism that was popul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ddition, the celibacy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idea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omen who advocated celibacy were mainly disturbed by failing love affairs, regarding learning and career as their prime choices. They also regarded unmarried lifestyle as opportunities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y and to gain freedom from dire situations impos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 学界关于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论尚无专文研究。①在相关论述中,独身论只是被作为五四时期的一种极端论潮一带而过,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但事实上,独身论是五四妇女运动史、婚姻家庭史,乃至五四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它呈现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审视和判断。以下从五四时期独身论的来历、知识女性的独身主义论述以及对独身论的社会评价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独身论的流变 五四时期,常将废婚毁家的主张与独身论并提。两者之间确有直接的关系。笔者以为,五四时期的独身论延续了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关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主张,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形成的对当时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的一股思潮。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大同书》说,“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1](P203)康有为认为“定夫妇而后宗族制生”,而宗族制度除繁衍后代外,于人类没有其他益处,主张废家族,儿童公育,总之,“去家界”是实现“大同”的关键。康有为从取消封建伦理的角度主张废除家族,此书虽“秘不以示人”,但终究因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而流布于思想界。 如果说《大同书》还是从“古已有之”的理想国中寻求“毁家废婚”的思想元素,那么20世纪初的“废婚毁家”主张则来自当时风行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一切组织,认为任何组织都是对人自由的束缚。刘师培在1907年发表的“毁家论”中指出,社会革命必须从废除家庭开始,因为“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縻”。[2]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新世纪》有“毁家谭”一文,主张废除家庭,但提倡自由恋爱,并为恋爱者提供场所,“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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