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诗2.26.docVIP

由曹氏父子看魏晋四言诗的新境界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张桂杰 哈尔滨市政府外事办 张 莉 建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不过在文学史上，则为所谓的文学和自觉时代，同时，在诗歌史上，亦为五言诗盛行之时代。但据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建安时期有13名作家、63首四言诗(其中5首为残句)，在三百多首建安诗歌当中，四言诗不仅数量不容忽视，地位和艺术价值更为举足轻重。 建安四言诗，大抵可分两类。其一，乐府四言诗。风格自由、内容活泼，誠如许学夷云：“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採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其二，四言古诗。此类或多或少承袭《诗经》以来强调政治教化的诗教传统，王粲《赠文叔良》，繁钦《远戍勸戒诗》，曹植《責躬》等，均属继此传统之代表作。 在此，应注意的是 “通侻”的建安文学特色。鲁迅先生云：“通侻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文体随便、造语自然、用字简易、勇于学习和採取民间新兴的文学形式、不避俗语等等，都是“通侻”的文风在形式上的表现。 此外，“尚情”亦为“通侻”的显著特点。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前的四言诗中是很少见的。 实际上，建安时期文学家中，“为人洮易无威重”之曹操、“任性而行，不自彫饰”之曹植、“慕通达”之曹丕的诗歌，都具有“尚情”、“採取民间”、“不避俗语”等“通侻”倾向。建安时期出现的曹操、曹丕等人的乐府四言诗，成为了两汉四言诗至两晋四言诗的桥梁。 曹操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亦是文学家。他性爱辞章，兼善音乐，又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如《三国志·武帝纪》云：“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披之管弦，皆成乐章。” 今存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歌辞。其中《短歌行》（对酒当歌）一首、《善哉行》（古公檀父）一首、《步出夏门行》以及残句《善哉行》（痛哉世人）诸篇为四言之章。曹操文学上有“通侻”的特色， 恰如鲁迅所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侻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四言诗全源于民间乐府形式，而且以“慷慨”、“悲凉”之音，或抒发人生短暂之感慨、或抒发建功立业之雄志，较彻底地脱出了《诗经》的《雅》《颂》传统的束缚，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诚如吴乔《围炉诗话》云：“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 又如沈德潜《古诗源》云：“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现在试看《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河。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锲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难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乐府有《短歌行》又有《长歌行》，根据《乐府解题》，其分别在歌声长短。这一篇似乎是用于宴会场合的歌辞，实为曹操千古绝唱。诗中虽有“言当及时为乐”之语，但还是以及时求贤建业为主旨，正如清张玉穀《古诗赏析》云：“《短歌行》，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陈沆（1785—1826）《诗比兴笺》亦云：“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步出夏门行》也是“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之作，又名《陇西行》，属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步出夏门行》原诗内容或为人生无常的感慨、或为升仙得道之事。从诗的内容上看，与题意毫无关系，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全篇分为五个部分。诗开头有“艳”辞（引子），下分《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解（章）。其中《观沧海》与《龟虽寿》两解，乃为脍炙人口之四言诗名篇。试看《观沧海》： 冬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此篇当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全篇用朴素的语言，平顺、白描的手法，写茫茫沧海，洪波涌起，吞吐日月的景象，为表面上看似写景，实则抒发个人雄心壮志的“述志”诗，其“志在容纳，以海自比也”。曹操诗“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沉雄”之气象中的悲凉情调恐怕来自于他在汉末乱世中的经历和他的性格、气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诗中“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句，尤为后世所称之千古名句，诚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云：“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宣城；盛唐王、孟、李、杜……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