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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体原录：.tw/lyctaipei/JLG7-17.pdf 中外文学．第32 卷．第2 期．2003 年7 月 原住民狩猎文化与动物解放运动可能结盟吗？ ──一个土地伦理学的观点 林 益 仁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在台湾，原住民狩猎文化与动物解放一直是两个看似互相对立的观点，本文分别从两个方向：即，（1）生态与动物解放运动在台湾展开的历史脉络；与（2）西方环境伦理与动物解放论述的辨证发展过程，指出两者的确有结盟的可能性。首先，本文阐述了原住民狩猎的议题以及动物解放的主张如何从八○年代中期，被不同的行动者包括保育人士、原住民族运动者、以及佛教动物解放团体凸显在社会政策的舆论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原住民狩猎文化是如何与动物解放主张在意识型态上对立起来。其次，本文透过环境哲学家J. B. Callicott在环境伦理学界所引发「动物解放究竟是否为环境伦理？」的论战过程，萃取出该论战可资松脱当前台湾原住民狩猎与动物解放紧张困境的精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Callicott毕生钻研，且奠基在美国的野生动物学者阿道?理奥波的土地伦理观，跟台湾的原住民狩猎、动物解放、以及自然保育论述皆有共通之处。 ? 关键词：原住民狩猎文化，动物解放，土地伦理，环境正义，护生 ? 本文92 年5 月29 日收件；92 年6 月24 日审查通过。 前 言 在台湾，有关原住民狩猎的讨论一直是社会上关切的议题（Nowell 1990；Lin 1992；裴家麒、罗芳明1996；傅君1997），其中特别是原住民狩猎文化以及动物解放议题的争执，更容易让人产生对立的印象。近年来，由于马告国家公园的筹设所引发有关原住民自治与共管的争议，表面上是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措施与原住民生存权利的冲突，然而从深层的文化结构来看，原住民的狩猎文化作为原住民族争取权利的象征符码却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动物解放团体基于对野生动物生存权益的尊重，且针对原住民社会因现代化的冲击已然失却原有传统力量的现实，极力地反对开放原住民狩猎活动。原住民运动者所争取的狩猎文化符码与动物解放运动所坚持的动物权益在理念上是否截然地冲突？在台湾，争取狩猎权与动物解放的具体社会内涵为何？我们如何在现实的社会争议当中，找到一个可以理性对话的沟通平台，且落实社会改革的理念，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本文的进行将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是回顾原住民狩猎以及动物解放的议题如何在台湾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被突显出来？其次，是探讨两者如何在具体的社会脉络中被对立起来？同时背后的理念与主张又为何？第三，是透过美国知名的环境哲学家J. B. Callicott 关于环境哲学的分支─「土地伦理」与动物解放观点，与其它学者一系列的论辩，进一步阐释整体观（holism）的生态主张与动物解放运动可能谋合的途径；最后在结论的部分，本文将再回到台湾的脉络中，具体地提出原住民的生态智慧与动物解放运动可能携手共进的所在。 一、台湾的原住民狩猎与动物解放议题 在台湾有关原住民狩猎是否合宜的讨论，主要启始于八○年代中期，且是由保育人士所发起，而不是动物关怀团体。当时，台湾野生动物保育的工作在生态学研究、各式保护区的设立、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相关法令实施上，有了长足的进步（Patel and Lin 1988），因此关于吓阻野生动物继续受到戕害的呼声，也赢得一定的社会正当性。学界与保育界普遍认为狩猎是跟开矿、筑路，栖地破坏等因素一起，造成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而原住民更是与山产业者并列为野生动物族群锐减的共犯结构（王颖等1986,1987, 1988）。关于原住民狩猎的资料搜集，访谈是早期生态研究在人力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仅能运用的方法，它不但提供政府拟定政策时的参考依据，同时也帮助研究者对自然生态有深一层的认识。在这些研究中，访谈的对象最多是原住民与山区工作者，如矿工或林业工作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资料的运用与诠释显然有相当的研究限制，它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是认知的问题；第二，则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社会关系。由于这些研究与整个原住民狩猎开放与否的意见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值得就这些研究背后的问题先加以探究。 首先，是认知的问题，这同时也是科学认知与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相遇的议题。我们发现在上述的研究背景下，学术报告呈现出来的是当生态研究者询问原住民猎人有关某个地区野生动物的数量与其生殖季节等问题时，背后的预设显然是关连到整个族群生态学的基本问题（Lin 1992）。然而对这些猎人而言，关于数量或是生殖状况却是联系到他的狩猎动机，可能是为祭典或是生计着想或是收获，而无关乎那些基本的生物学命题。简单来说，猎人关心的是「哪里比较多？」，而不是「到底有多少？」的问题。甚至，野生动物在猎人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