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朱卷集成-东城区图书馆.DOC

　　《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 　　郑若玲 　　摘要：《清代朱卷集成》相比于其他同类文献可谓是科举学研究的一座“富矿”。通过对《集成》功名获得者家世情况的统计，可以分析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集成》中有关族谱、师承与同谊等记载，可用于研究科举时代的区域流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履历中有关母系与姻亲的记载，可用于研究其时的婚姻制度与家族互动；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情况，可以归纳与总结科举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与规律。《集成》中的履历、科份与文章信息，均可用于与社会学有关的考据或义理研究。相对于《集成》丰富的内容而言，与其相关的科举学研究成果仍非常贫乏，其所蕴藏的各方面史料还亟待大力开发与利用，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供驰骋。《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一株“才露尖尖角”之“小荷”。 　　关键词：《清代朱卷集成》朱卷 科举 社会学研究 社会流动 　　长存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相关文献。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科举学的兴起，作为科举学支流的科举文献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1］刘海峰教授认为科举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如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闱墨，以及一些专门记载或研究古代科举的著作、备考科举的书籍等；广义的科举文献则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散见于各种史书、方志、文集乃至文学作品中。［2］朱卷便是核心科举文献的重要一份子。朱卷刊刻始于明代，到清代，刊刻之风已十分盛行，新中式的举人、进士都要将自己的试卷刻印以分送亲友，亲友在其开贺之日必还赠礼品以表祝贺。起初只有乡、会试才实行试卷朱笔誊录，后来各种考试中式的刻印卷子皆采用类似形式。［3］遗憾的是，作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朱卷的现存数量相对于理论上应有的数量不及百一，其中，明代朱卷现存数量不详，清代朱卷现存的虽据估计至少在15000种以上，但也与理论上应有的数量相差甚远。所幸，上海图书馆数十年搜集不辍、集腋成裘，终蔚成一套由顾廷龙先生主编、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内容达420册之巨、集朱卷八千余种，可谓是弥足珍贵的朱卷大集，为科举学尤其是清代科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拟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以《集成》功名获得者家世情况的统计结果来分析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为例，试析《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以求教于方家。 　　一、朱卷的研究价值 　　朱卷为科举考试的卷子，所载内容丰富详细，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考生履历，包括考生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籍贯、世居地、本族谱系、师承、同谊等。其中，族谱简则明列祖妣三代，详则上自始祖、下至子女、旁及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等无不载入，凡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等，皆一一注于名下，以显扬门庭之昌盛；师承则记录其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的姓名、字号及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有自。二是科份页，载有本科科份、考生中式名次、各类考官的姓氏、官阶和批语以及房官原荐批语等。三是考生文章，有三场全刊者，也有选刊自认为得意之作者。 　　朱卷因其信息记载详备且较真实可靠，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文献价值。关于朱卷的研究价值，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为学界所识。社会学家潘光旦与费孝通在其时运用朱卷进行过社会学的有关研究，认为朱卷履历部分的谱系与师承分别体现了作者的亲属源流与学业源流，而生物和社会的渊源并重，很合于现代遗传与教育并重的看法；谱系详载嫡系、同族、母系及其配偶等，则可追寻各家婚姻结合，推见各家生物性的关联；师承、同谊等记载，则可用于科举人物的思想、学术、政见的流传等。［4］顾廷龙先生认为，朱卷的考生履历部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信息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成为研究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及宗族制度等不可或缺的文献。再者，大量举人、贡生甚至部分进士史传不登，即有所载，也无母系、妻系与师承传授的记述，而朱卷的履历则是不可多得的传记资料。此外，朱卷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可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以及科举取士的评判标准，并可从中窥视当时的教育状况等。［5］ 　　近20年来，伴随着朱卷文物的发掘、整理、流通与收藏，朱卷的文献价值得到进一步认可与开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朱卷来进行各领域的研究。如，高洪钧通过对李叔同父亲李世珍会试朱卷履历的考证分析，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李叔同的祖籍是天津而不是浙江，浙江平湖只是其母亲的故乡，李叔同参加浙江乡试失败，是因为他冒籍平湖之故，从而破解了李叔同“平湖监生”之谜，订正了近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