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论前史-中国政法大学.PDF

仅供下载阅读 请勿引用 法学方法论前史 张青波∗ 无疑，陈爱娥女士所译的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德国当代法哲 学详实和全面的资料。由于该译本所据为学生版，略去了19 初到20 世纪上半期的方法论历 史，我们也无从概要地了解德国这段时期法律方法论的情况。为多少弥补此一缺憾，下面我 1 将依据该书1991 年全文版，依次简要该书对此的认识，有关评论也都是拉伦茨的观点，只 有在文章的最后，我才加上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 萨维尼的方法论 在由雅格布.格林(Jakob Grimm)所记录的萨维尼1802 年的法律方法论讲义中，萨维尼强 调，法学必须“同时完全是历史和哲学的。”但这里的哲学，指向的并非自然法，而是体系 化。他把实证法与制定法等而视之，认为解释的任务是“重构在制定法中宣示的意图，只要 它可以从制定法中来认识。”解释必须有三重成分，“逻辑的、历史的和语法的。”为了“能 够获知制定法的意图，”必须考虑它产生的历史情况。而且解释还必须既认识个别文字的特 性，又要认识它对整体的意义。在此，萨维尼摒弃了“目的论”解释：不是立法者打算的， 而只是他事实上所命令的，确切的说：在制定法词句中，在它的逻辑、语法的关联中，和从 体系关联能推导出的含义中，得到表述的作为立法者命令的内容，才允许法官尊重。他只能 领会，而不能创造性地续造制定法。然而，萨维尼许可类推。类推的基础是，在制定法中找 到决定了一个相似案件的特定规则，把它还原为一条“更高规则”，然后以这条更高规则裁 判没有被特别规整的案件。这个过程以此区别于被拒绝的限缩或扩张解释过程：在这里对制 定法什么也没有添加，“制定法只是从其自身被补充。” 在1814 年发表的《论当代立法和法学的使命》中，他不再视制定法，而是人民的共同 法信念、“民族精神”为所有法的最初源泉。这种共同信念独自在其中建立起来的形式，明 显不是逻辑演绎的形式，而是直接感受和直观的形式。但这个形式最初并不涉及规范或“规 则”，而只有具体同时典型的生活方式作为对象，后者由法共同体成员同样以“内在必要性” 的意识普遍观察到。这样的生活关系，例如婚姻、家父权、地产所有权、买卖——被视为和 选定为法律上有约束的秩序，就是“法制度”，对萨维尼，它成为了法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在1840 年《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中，萨维尼写道，法制度显示了“有机的性质”， 既“在成分生机勃勃的关联中，也在关联持续的发展中。”法制度是在时间中变迁、被典型 理解的人的关系的意义整体，作为整体，从来没有能被各个有关的法规则之和全面说明。不 是法规则在它们的总括中得出了法制度，而是，如萨维尼所强调的，法规则只是通过一个“抽 象”，通过一个“刻意的过程”，从法制度（在其有机关联中）的“总体直观”中分化出来。 因此，规则，尽管所有概念型造和完善，“在法制度的直观中得到它们深邃的基础。” 对于解释制定法中包含的规则，相对于萨维尼早期的观点，规则并不能从其自身，而只 能从法制度的直观中加以理解，而立法者在表述规则时已经受这种直观的引导。正如“对有 机法制度的完全直观浮现”在立法者面前，而他必须从中“通过刻意的过程构造制定法抽象 的规定”，如果制定法要适应它的目的，那些要适用制定法的人，就必须“通过一个相反过 程，添加有机关联，制定法似乎只是构成了这一关联的个别成分。”这意味着，法律思维并 不只可在一个层面上活动，而应该在直观和概念之间持续地居间协调。但萨维尼没有成功说 明，他所要求的从制度的“直观”到“规则的抽象形式”的过渡，以及从后者中又返回到最 初的直观中，能以何种方式进行。在正确强调了法制度相对于各个法规则的首要角色后，萨 维尼认为合适的把握（作为意义整体的）制度只有在直观中可能，却把概念的思维局限在以 ∗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1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Berlin [u.a.]: Spring, 1991. 仅供下载阅读 请勿引用 形式逻辑的方式把握必然抽象的法规则上面，这就为普赫塔的 “概念法学”铺平了道路。 制定法解释的任务也被称为“重构制定法中内在的意图”。四个解释的“要素”再次被 说明了：语法要素、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