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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廉政观念探析摘要: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社会廉政建设逐渐完善了以为人、为政和理财等为内容的一系列标准,并在为政、吏治、义利等方面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廉政观念。这些廉政观念也为今天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廉政观念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1(c)-0124-01 中国文化以伦理哲学见长,廉政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廉政主要是针对贪官贪污受贿、腐朽暴虐而言的。廉政从理论到实践,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角落都存在:上到皇帝,下到小吏,大到全国,小到一隅,既有开明帝王,又有清廉名士,廉政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现在视角看来,在漫长封建社会中,中国古代社会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为政、吏治、义利、言论等方面的一系列标准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德政礼治、以民为本的为政观:廉政的思想基础是爱民。历代开明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都会考虑勤政、廉洁、利民、顺民的问题,“爱民”思想也成为为政理民的重要思想支撑。三皇五帝时期即有爱民传统,《说苑:“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与之相比,西周时代的“敬天保民”思想是对夏、商时代阶级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国民本思想之萌芽,《说苑:“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矣。”此外,《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管仲最早提出“以人为本”、“视民如天”思想,管仲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他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天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表明在当时人本位逐渐取代了神本位的统治思想。将“爱人”思想进行高度概括的是孔子。孔子以“爱人”为核心创立了儒家仁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德政礼治和富民、利民、惠民等主张,产生了深远影响。《论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段话既包括勤政廉洁,取信于民的政治主张,又包括薄敛省刑,发展生产,使民富裕的经济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提出了“仁政”主张,明确要求“制民之产”,使人民有“恒产”、有“恒心”,把人民的地位提高到国家政权的第一位。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谓一字千钧,意义深远。 二、奉法循理、倡廉惩腐的吏治观:从中国封建社会一些制度规范中,可一窥古代社会吏治观念。官吏选拔,犹重清廉。秦始皇遴选官吏时就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秦律规定了“五善”、“五失”的官吏考核原则,“五善”中首先必须“清廉毋谤”,“五失”之一则为“贱士而贵货贝”。汉代察举制度中强调为官必须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最重要的一科即为“孝廉科”。“残民贪污烦扰吏,白姓所苦,务勿任用。”宋真宗时,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依据三个标准:“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儒贪猥者为下。”可见三个标准都是以廉贪为依据。重刑治腐,不赦贪官。在秦朝,行贿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唐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唐太宗李世民言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他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罪无轻重皆赦免,但赦令申明:枉法受贿之赃官不在赦列。宋朝更是将官吏贪赃定为与“十恶不赦”者同罪。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代吏治败坏,特别注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定的条目多而详,贪赃六十两银子就要被剥皮,明代初期轰动一时的“空印案”,户部侍郎郭桓及牵连官员数百人均被处死。这些都是重刑治腐的典范。强化监察,维系纲纪。中国古代监察机关旧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专门“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甚至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以及“风闻言事”的权力,地位极高。从汉代“刺史六条”到清代的“钦定台规”、“都察院规例”,古代监察法规不断完善。在组织上,它设有中央总领机关御史台,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均有相应机关,体系十分健全,从业人数众多,为纠举不法,惩恶扬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御史台为风箱之任,弹幼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三、先义后利,克己奉公的义利观:廉与不廉,说到底是如何对待公与私、义与利的问题,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是为政清廉的重要保证。我国古代社会的义利观就是在公与私、廉与贪的斗争中产生的。中国历史上墨家、儒家、法家等不同学派都有不同的义利观,其中以儒、墨两派“先义后利”义利观影响最大。墨家把义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