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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酷刑 ? 2011-10-05 14:27:36　　　 　　 郭成龙 关键词: 儒家思想/酷刑/绝对化 内容提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刑罚的文明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维护君主专制、作为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及其自身的绝对化，它对酷刑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广泛的存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酷刑的存在是大部分国家历史上普遍的现象，它是原始社会末期以暴制暴、同态复仇旧习在阶级社会的延续。在这里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的是，酷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按照《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一条的规定：“酷刑指为了从某人或第三者取得信息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学者对酷刑的定义大多都以此为参照、大同小异。严格说来，只有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残酷的刑罚措施才称得上“酷刑”。但这么理解未免过于狭隘，因为酷刑是一个大众化、通俗的用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在文中，我们只是对其作最一般的理解，指对人的身体进行打击折磨，使受刑人感到极端痛苦、死亡或人格尊严丧失，残酷的惩罚措施或手段，包括法定酷刑、法外酷刑及刑讯。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与酷刑并存的历史。酷刑种类繁多而残忍。炮烙、醢脯、剖心、车裂、腰斩、凌迟、点天灯……，这些酷刑读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充满了血腥味。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更让人吃惊的并不是中国古代刑罚的残酷野蛮，而在于这种残酷野蛮竟然与四千年的文明共存，与古代发达的道德哲学并行不悖。[1]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不同，主张以德为主的治国方略，强调教化。所以儒家思想在历史上起着反酷刑，推动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的作用。但经过认真地考察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固然有着“慎刑、恤刑”的主张，也有反对滥施刑罚，限制、减少酷刑作用的一面。然而，对古代中国社会酷刑长期、广泛的存在，它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一、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与酷刑 尽管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两条不同的治国方略。但它与法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主张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君权至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辩护。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亲亲、尊尊”，追求建立自上而下以君主为至高点的严密等级制度。西汉大儒董仲舒更以“天命神权”学说为皇权的最高权威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天生民…为之立君以善之，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2]“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3]儒生们还为皇帝专门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进一步彰显皇帝的独尊地位。而皇权专制政体正是酷刑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 首先，既然皇权被看作至高无上的，那么依儒家思想看来，对皇权及皇帝尊严的侵犯，对皇帝人身安全的威胁也相应地被视为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在“十恶”重罪中，涉及皇帝的就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而且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要求实行具体的行为，只要有“谋”的行为即可构成该类犯罪，被给予极其残酷的刑罚。并且株连亲属，甚至邻里。 其次，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口含天宪”，掌握着最高立法权。每个朝代除了基本法典外，皇帝的命令及其所断案例等也都被视为法律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些法律形式灵活多变，更能充分体现皇帝意志。效力也往往高于法典。历史上的酷刑也大都出现在基本法典之外的这些法律形式中。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纂的特别刑法《明大诰》规定了明律中所没有的诸多残酷刑罚。如凌迟、族诛、剥皮、弃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抽肠涮洗、斩指枷号、枷项游历、阉割为奴等。“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族诛，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 [4]打击官民犯罪，无所不用其极。 再次，皇帝操纵着最高司法权。皇帝可以决定某个案件由自己来审理，也可以指定官员去审理。皇帝操纵着最高司法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监督、减少各级司法官员枉法裁判行为的作用，但是也破坏正常的司法程序。由于皇帝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常常因为一时情绪不顾法律规定，滥施法外酷刑。例如隋文帝早年废除了魏晋以来的酷刑。但到晚年，“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5]明朝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更是设立拥有司法权的厂卫特务机构，滥施酷刑，实行恐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