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播源流与发展.docVIP

第二章 传播学的源流及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既老又新的学科。说它“新”，因为传播学在西方也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译介到中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说它“老”，是因为人类的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研究传播方法、传播技巧的论著，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各种古代文献中都有大量篇幅探讨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儒家的《论语》等。韩非子的《说难》就对人际传播进行了很深刻的论述。 尽管从古到今文人雅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论述传播行为，但这些论述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的科学。这是由当时的传播发展水平决定的。在传播手段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传播内容贫乏的年代，人们不可能认识到传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当然也不可能把对传播的孤立、零碎的认识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对传播行为的系统研究是在大众传播得到发展之后。 传播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传播手段不断进步。十五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手段技术的又一次革命，经过摩尔斯和他的电报机、贝尔和他的电话机，以及爱迪生的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和卢米埃尔兄弟的放映机，层出不穷的新媒介和新的传播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形成极大冲击。 伴随着每一种新的传播手段的出现和发展的是人们的对新技术的惊叹和欢呼，除此以外，还有他们对这种新传媒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担忧。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涌现出第一批论述大众传播不良影响的文章。“电报新闻的草率和浅薄正在腐蚀着阅读这种新闻的人们的思想，损害人们持续地思索和专心一致的精神力量，降低人们的欣赏情趣……这种读物只有使人心变得冷酷，使良心失去敏锐的感觉，以至于不再感受到痛苦。” （美）丹尼尔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黄艾禾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9页 随着电影、广播、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们休闲方式的改变，还体现在潜移默化中物质生产和文化传统都受到了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进程。因此，人们，尤其是社会学家，对大众传媒作用的关注日益增加。于是，在报业已经很发达并形成了系统的报学理论之后，其延伸出来的媒介效果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为新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营养。 每一种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都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现代经济活动水平在迅速提高，商品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在激烈的竞争中，对市场信息的搜集、交换、传输和处理显得越加重要。传播媒介在生产、营销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商企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传播研究，以求在经济活动中更有效地利用传媒，这为新学科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资金来源和用武之地。 两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的形成至关重要。如何在战争中更有效地进行宣传和动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参战各方力图了解的，传播者在大规模对外对内传播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参战各方有目的地组织人员所进行的传播研究工作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直接的营养。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外政治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改革陈旧的政治斗争方式，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斗争手段已是当务之急。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广大民众素质的改善，使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提高，如何通过有效方式将本国、本组织的政治观点及时传播到各界民众之中，也是许多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社会科学中相关传统学科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和一些新学科的出现，为传播学的产生创造了学术条件。特别是战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配合、交叉的整体化趋势，更为传播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环境。 传播学的源流 没有任何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不是从别的传统的学科中吸取营养的，但传播学的发展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传播现象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传播学便成为是一门具有多种学科起源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本世纪以来，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 三大思想潮流 美国学者罗杰斯（E. M. Rogers）认为，欧洲对于整个传播学诞生贡献的三大思想潮流分别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揭示人类潜在思想的心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19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中的社会学家为进化论所吸引；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通过研究相关传播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内心理论；哈罗德·D·拉斯维尔热心于精神分析的思考；而卡尔·I·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则在弗洛伊德理论那里发现了一个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