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哲学观与建筑观.doc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传统哲学观比较】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精神是贯穿整个古代文化思想史、遍涉儒道佛三家、并称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缘由和深层次根源，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主客二分思想也是贯穿整个西方古代与近代文化思想史，遍涉各种哲学倾向与派别、并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基因和根由。因此，我们认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或天人相分)的区别，乃是中西文化差异中最根本、最深层、最核心的差异，或者说，是一种本原性的差异。 一、重自然研究与重精神探讨 西方传统文化的天人相分、主客二分倾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人作为认识主体站在自然、世界之外去观察、研究，也即把自然作为客体，作为与人精神相对立的对象来对待、来思考，这当然导致重自然的研究，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发达。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精神引导人们走向与自然的融为一体。按此精神，自然与人本为一体，不可须臾分离，人应以自然合一为最高理想。既然自然不在人之外，不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自身的本性，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体戚相关，那么，很自然地，就不会把重点放在对自然客体的研究上，而更多地是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这样，中国文化的重点就不是自然和自然科学，而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状态的研讨。儒家哲学追求天道、天理，实质上是探求人的生命之道、生存之道。 在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精神的基础上，很难发展起精细地研究自然对象与规律的门类齐全的各种自然科学，也根难建立起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自然科学。不是说中国没有科学，而是其一，中国的科学更技术化、实用化，虽也有不少重要的发明，却相对缺少科学的理论概括。中国古代数、理水平不见得低，却少有西方那种完整、精细、严密的数学、物理学学科体系。其二，中国的科学较少西方那种定量化、精确化的科学性，而更多与人的精神性相对应。 因此，西方文化重自然研究，自然科学精神较强:而中国文化，更注重精神性探求与生命体验。 二、重认识与重人生 西方哲学观既然主客二分，重自然研究，其目的必在对自然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征服、改造自然。西方文化的重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从古希腊起，西方就一直把认识自然、求得知识作为人类的首要目标。如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 二是西方哲学思想从古代以本体论为核心，侧重对自然、世界本质的认识与说明，转到近代的认识论为主导，侧重对人自身的认识能力、机制的研究。 中国文化，本于“天人合一”，重精神探求，其关注的重点自然从对象、客体而转向主 体、人自身。所以，重人生而非重认识，就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特点。 道家的“以人合天”与儒家的“以天合人”，约略与这两种模式相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两种天人合一方式，都是主客不分、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认识过程、认识结果或认识心理。第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无论是“合天”还是“合人”，“合一”的内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天而在人，落脚点都是人生、人事。 儒道两家两种“天人合一”方式，究其实质;均以人为归宿，均不注重认识，而注重人生。这一特点始自先秦，一直到明清并无改变，与西方文化的重认识而轻人生，适成鲜明对照。 三、求真与求善 西方文化中，真高于善，善服从于真，或者说是在真的基础上的善。古希腊早期哲学只涉及自然本体，即只关乎真，而未涉及人类德行即善的问题。后来，道德问题在哲学中地位有所提高，但若细究，则可发现，它还是奠基于真理的基础上的。西方哲学这种真高于善、善基于真的格局一直贯穿到近代。 中国传统哲学由“天人合一”而形成的重精神、重人生两个特点必然导致第三个特点以求善为主导。中国古代文化中，缺乏纯粹的认识论，认识、求真往往与伦理、求善结合在一起，并附属于后者。故有人称中国哲学为伦理哲学，中国文化为伦理文化。 中华文化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总格局下，重善轻真，用伦理学压倒认识论，与西方文化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大思路下，重真轻善，由认识论派生出伦理学，适成对照，在此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为伦理文化，西方文化为认识文化。 四、重现象、实在之别与重本末、体用之辨 五、重推理分析与重直觉顿悟 六、重功利与重义轻利 西方的伦理文化，虽时有非功利、超功利论的出现，但功利主义倾向始终居于上风。早在古希腊时代，德漠克利特、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鸿鲁等哲人就提倡快乐论，以能否使人得到快乐、幸福作为确立德行德重要原则，成为功利主义的先驱。 与西方文化这种重功利的伦理倾向不同，中华伦理文化的主流是重义轻利。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之辨是极为重要而基本的方面，而重义轻利总体上始终属于主导地位。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重义轻利的原则，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提倡义。 七、重宗教与淡宗教 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模式，在认识论上把现象界与本体界截然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