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 上海师范大学.doc

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苏智良 江文君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面对日本侵略的凶狠残暴，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保家卫国，并形成了自强不息、宁死不屈的城市形象。上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虽然上海与东北远隔千山万水，但上海各界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80万上海工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9月26日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上海学生表示要共同奋起“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0月，5000多名学生奔赴南京示威，要求政府北上抗日。蒋介石虽数次与学生代表会谈，但结论仍是 “不统一不能北上抗日。” 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妥协、退让。这一切都使郁积在上海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越积越旺。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出兵维护华北的主权。事实上，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着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例如，国民党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第一要旨就是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痛斥蒋的不抵抗主义：“纵云力求退让，亦必有退让的限度，纵云愿听宰割，亦宜自择宰割之方法。”对于抗日救亡运动，该党部在某种程度上是采取默许甚至同情态度。这也给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以一定的社会空间。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各行各业的救国会纷纷成立。全国各地也学着上海的榜样相继设立救国会，表达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来统一协调。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在随后的奔腾年代中，上海救国会实际上起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作用。1936年11月在救国会支持下，上海各日商纱厂发动大罢工，使日商在华纺织企业遭受严重打击，短短数天之内损失达百万元，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动。救国会的活动惹怒了日本，在日方的威逼下，1936年11月23日清晨，国民政府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爱国有罪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被捕者在监狱中、法庭上继续坚持斗争。在各界民众的救援下，国民政府最后不得不在抗战爆发后释放了“七君子”。 二、全民抗战的典范 上海的抗战救亡活动并没有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相反扩展到社会普通民众的层面。抗日救亡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从上海参加的各社会阶层和人群的广泛性上来看，反映出救亡运动的全民性。3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转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的现代化，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的感情日益上升，在上海这一拥有现代化传媒和某种意义市民社会的大都市中，市民们对日本的蚕食侵略日益关注。“八一三”淞沪抗战一爆发，这股民众的大团结和全民抗日的潜流就汹涌喷发了。 “八一三”抗战打响后，上海各界民众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开展募捐活动，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发起救国捐运动，通过电台广播和报刊宣传，筹募会在一个月内就筹集到救国捐150余万元。在此期间，从贩夫走卒到中产阶级，踊跃为前线抗敌捐献财物，许多卖苦力维生的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也纷纷捐出5分、1角的活命钱，家庭妇女也积极参加为前线将士缝制衣物的工作。财政部“劝募委员会”发行的公债，经过虞洽卿等人的全力奔走，仅上海一地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当上海市民获悉“八百壮士”被困在四行仓库时，纷纷捐献食物、用品。最感人的是，许多卖烧饼、油条的小贩，不顾危险把自己做的烧饼、油条送到苏州河畔，以尽到他们拥军爱国的一份心力。 文艺界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来。早在“一二八”之时，上海已产生聂耳谱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越的旋律鼓舞了参加抗战的东北义勇军，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名曲，在当时就激励了千百万的抗日战士。待到“八一三”抗战一爆发，戏剧人士迅速建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组织多支演剧队赶赴各地前线进行表演宣传，慰问前方奋力杀敌的将士。漫画家张乐平等也成立漫画救亡协会到街头巷尾和前线从事抗日宣传。总体而论，活跃的上海文艺界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上海新闻界在“八一三”中不断出版抗日报刊，鼓动抗日，即使在孤岛时期，也以“洋旗报”的形式，继续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青少年也积极参与到救亡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