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消费及投资关系事关经济全局.docVIP

协调消费及投资关系事关经济全局从资源的角度看，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大量消耗资源，加剧资源和运输供求关系的紧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 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作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学界对此大体已有共识。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重申了这一判断。 这样一个判断，需要有具体数据的支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最终消费率从2002年始一直是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59.6％，2003年降到56.8％，2004年到54.3％，2005年为51.8％，2006年落到49.9％，2007年为49％；2008年为48.6％，2009年降到47.7％。 与消费率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投资率的持续上升。2000年为35.3％，2002年达到37.9％，2003年为41％，2004年达到43.2％，随后三年在42-43％之间徘徊，到2008年达到43.5％，2009年上升到48％的新高。 消费和投资这样一种比例关系，从经济的客观进程看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不做调整，经济难有长远的发展。有的人仅仅把提高消费率理解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或者仅仅试图从调节收入的技术层面上进行调整，这一视野是狭窄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消费与投资的协调性问题，在有些人那儿，它仍然可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并不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问题，二是利益问题。本文先讲认识问题，后续文章再讲利益问题。 需要从三个方面看待消费与投资的协调问题。 第一，投资、消费作为需求结构的质，缺一不可，这是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 没有投资，就没有扩大再生产；没有消费，投资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而且也失去了生产者的再生产。从理论上说，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要求合理分配社会再生产的最终产品，要求最终产品在物质形态上有合理的结构。由于最终产品按国民核算支出法一般由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所以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从重要性来说，居民的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就不可能有长期的支撑。单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需求结构的投资、消费、出口，必须保持合理的数量关系，这是经济可持续的条件。 投资与消费，是需求结构内部的关系。这一结构的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如果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超过经济剩余能力，生产的产品供给大于市场需求，则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经济难以持续。中国2006年出现的钢产量过剩1亿吨而不得不停止钢铁投入，即属这种情形。世界长期的平均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相对比例关系说明，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这种内在的制约关系。出口作为一种外部消费，虽然有助于投资与消费的某种平衡，但这种国际性的平衡是有条件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已经说明这一点。 所以，尽管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有某种历史性，但这种合理性要求依然客观存在。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投资和消费的比率会呈现阶段性变化。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同时，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这一阶段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有其客观性。但是，这一投资率仍有一个限制：投资规模决定于经济剩余能力，并且与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余缺有关。投资规模如果超过了经济剩余能力，将不可持续。即使从资源的角度看，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大量消耗资源，加剧资源和运输供求关系的紧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 第三，从经济本质看，消费与投资的协调是要使经济有效增长。所以，投资或消费合理性的另一分析视角是要素结构，它关系到经济的效率型增长，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克鲁格曼对上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的批评和预见，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他认为，1985年至1996年泰国GDP年均增长8.5％，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和外国资本高投入的结果，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如果东亚国家不能在劳动力和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其增长曲线必然下降。后来东南亚经济危机呈现成长性的衰退，说明了要素结构的重要，说明了效率直接制约着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可行性。 要素结构的重要，也是强调技术进步的贡献和效率提高的重要。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投资多反而带来效益的下降。根据这一标准，我国高技术产值在GDP中的比重2002年为12.5％，到2008年也只有18.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2年为3.1％，2008年也才4.5％；高技术产业的税利水平2002年为7.7％，2008年才7.1％。在这种结构下，粗放式的投资驱动会是怎样的结局?难道我们不需要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