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纪念敦煌石室遗书发现百.docVIP

　　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纪念敦煌石室遗书发现百 世人咸谓，上个世纪之交，史学界有四大发现：曰甲骨文，曰汉简，曰敦煌遗书，曰明清档案。百年过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上述四大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尽管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历史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恐怕要推敦煌石室遗书的整理和研究。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 整理、刊布、研究，经历了百年沧桑。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收买了大批经卷（有人估计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现一批文书，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目前估计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它们是研究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敦煌资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赖于敦煌文献整理的进展。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伯希和那里抄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辑公布于世。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不仅主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始跳出四部书的范围，注重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资料，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献提供了便利。 　　从三十年代的《食货》杂志刊登《唐代户籍薄》辑丛，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编写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汇集社会经济史专题性内容的敦煌文书日益受到重视。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的录文更加精审，范围也有扩大。而目前最实用的录文本则是唐耕耦、陆宏基合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86—1990），收录内容更为广博。分类编辑的则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有关于天文历法、社邑、书仪、契约等专题出版。利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敦煌文书的有台湾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可惜其图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所藏的文书。此外还有许多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录文，如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丛刊》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汇编录文等。总之，不仅当年英国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书早已经有缩微胶卷供世人使用，还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检，更有高水平的录文本能够为一般学者使用。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已经逐步从少数学者的“专利”成为广大史学工共同的财富。 　　　　　　百年来敦煌社会史研究 　　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中外学术界都有许多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的著作。日本《讲座敦煌》有《敦煌的社会》（1980）一卷，分社会构成与发展、生产与流通、寺院与生活三个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地论述了敦煌文书中所展现的中古社会风貌。台北学者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1974）从敦煌通俗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社会风俗的资料归纳为十四大类，即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家族与奴婢（附妇女之家庭生活）、婚姻、丧纪、教育（附生育、养育）、信仰、经济、娱乐、社交礼仪、俗谚俗典、狱讼。日本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团及僧尼税务、财产、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