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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制度背景分析 【摘要】 制度背景分析是实证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通过回顾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过程，归纳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供公司治理研究的学者参考。 　　【关键词】 公司治理；制度背景；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 　　 　　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后，迅猛地扎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然后又采取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转型措施快速回到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制度的这一特殊性，许多西方长期发展产生的理论及实证结果在中国可能不适用。即使可能适用，也得按中国的特殊国情做大幅度的修改。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从制度分析入手(蔡祥等,2003)。公司治理是我国近几年来实证研究领域的热门主题之一，而在众多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中，不乏简单套用国外计量模型、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所作的“计量经济作业”。 　　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在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公司治理先进要素的同时，带有明显的国有经济改制的痕迹。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考察和研究，应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公司成长所处的独特制度背景结合起来。 　　 　　一、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进程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种政府最大限度地剥夺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由政府完全掌握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高度集权型企业治理结构。在这种治理结构下，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人、财、物全部由国家以计划供应的方式解决，企业的供、产、销活动也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企业经理人员由国家任命，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变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造成了工业经济激励不足和生产效率低下，在企业层次上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职工积极性。正由于此，直接引发了70年代末针对国有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而开始的改革(林毅夫等,199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和公司制等不同阶段。尽管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沿着企业治理结构这一主线推进的，表现为政府不断地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放权让利。也就是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就是其治理结构演变的过程。 　　 　　（一）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7）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伊始，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和企业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状况，国家采取了“以权利换效率”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即给予企业一部分新增收益的支配权，激励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为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努力提高劳动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企业留利和提高职工工资的目的。这一阶段中央采取的主要放权措施：一是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旨在推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五个文件；二是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物资供应和利润留成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三是198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了企业的多种经营权。中央采取的让利措施主要包括1980年前的利润留成制度，1983和1985年实施的两步利改税政策。 　　国有企业通过扩权让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而缺乏效率与活力的问题(林毅夫等,1997)。但放权让利的措施，并没有使企业从行政性的扩权中得到独立的财产权利，也不承担国有资产经营的责任，只是通过扩权让利有了对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支配权，原有企业产权关系并未受到触动。另外，改革使企业扩大了经营自主权，有了一定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不力，从而造成和强化了“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总之，在放权让利企业中，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代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段强,2002)。 　　 　　（二）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1987－1992） 　　为了将放权让利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统一起来，稳定财政收入，以解决国家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共同分享剩余索取权带来的利益摩擦，从1987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给予企业经营者更加充分的甚至是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张维迎,1999)。但承包制这种治理结构本身有天然的缺陷：首先，政府与承包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仍然是行政性的，承包制的代理人选择并未市场化而是由主管部门决定，因此，承包制难以使企业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实现自主经营，政企分离；第二，承包合同的短期性及与“年度利润”挂钩的特征容易诱发承包者只追求承包期内自身收益最大化，而不顾企业长久发展的短期行为，不能对企业经营者起到长期激励与约束的作用；第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