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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上的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及其反思 关键词: 法人/一般人格权/人格尊严/德国法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该立场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格尊严，而法人无所谓尊严；法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并不享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法人不能也不需要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赞同意见者或者通过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或者通过论证法人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来论证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合理性。由于只有涉及人的尊严的自由才构成了一般人格权，法人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性的人格保护，德国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法人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 在德国，一般人格权是以自然人尊严和人格发展保护者的身份得到承认的，[1]并因为其道德和价值基础而在违反德国民法教义学体系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德国私法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2]然而当一般人格权被承认之后，其保护的主体范围很快表现出一种扩张的倾向：司法机关将法人等组织体也纳入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声音以及与此有关的论战之声也不绝于耳。目前，中国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也有论者提出应该承认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并以德国法作为借鉴的主要依据。但法人真的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法院如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为何要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以及期间的论战，提出笔者对法人是否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观点，希望对立法和理论有所裨益。 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承认 最晚在197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表达了保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思想。在“侵害声誉的剧本中的艺术自由案（Kunstfreiheit bei rufsch覿digigendem Theaterstück）”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述一点（指艺术自由和其他价值的冲突应该基于基本法的价值体系并顾及到该价值体系的统一来解决——按）也适用于艺术自由和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之间的冲突。作为法人的本案原告也享有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基本法第2条第1款），虽然仅限于它作为法律创造物的本质和所被赋予的功能所限定的范围之内。”[3]如果说在该案中，法院仅仅是从宪法规范的角度论证了一般性的保护法人人格的必要性，并没有认为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模式，那么1981年6月26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卡雷拉案（Carrera，Rennsport-Gemeinschaft）”判决则划时代明确提出了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命题。该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并不能排除将他人姓名用作广告目的侵害了该人的一般人格权。在本争议案件中原告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不仅自然人，而且法人、商法上的人合公司、无限公司（OKH）以及两合公司（KG）——只要根据它的本质可以适用一般人格权——也享有一般人格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如同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的那样，在它们本质的框架和法律所赋予它们的功能范围内它们也可以要求人格的保护。”[4] 在此，法院的逻辑非常简单：一般人格权是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得到承认的，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对国内法人也有效，只要根据其本质基本权利可以适用”。法院认为，法人根据其本质也应该享有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人格发展”的基本权利，所以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法人一般人格权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表现。单从法条来看，法院的论证似乎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法人根据其性质能否享有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而享有一般人格权？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对此却没有论证，只是简单的给出了结论：法人可以享有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人格发展自由。这一点正是在此前后理论界关于法人可否享有一般人格权争论的焦点。 二、德国学者关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论争 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不断的判决而最终明确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为理论界所接受。在司法机关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前后，理论界为此发生了持续的争论。 （一）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其评价 1.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在一般人格权得到承认前后，非常多的学者认为，“对法人、无权力能力社团和其他的人的共同体不应适用一般人格权。”[5]其理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在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前，不仅理论上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也将一般人格权建立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基础之上，而基本法第1条是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