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嬗变与中国当代“新台阁体”诗词的形成.PDF

身份嬗变与中国当代 新“台阁体”诗词的形成 — 郭沫若 旧体 诗词创作转型论 李遇春 [摘 要] 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完整地经历了由 现“代”向 “当代”的转型过程，其 中隐含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内在诗学转换的逻辑进程。从身份角度考察，这一转型表现 为一种由 “多”归 “一”的蜕变。郭沫若建国前的主要身份有三种：诗人、学者和社会政 治活动家。由此带来了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的三种类型：“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 “士 人之诗”。这三种身份在建国前大体呈现为互补融合的状貌，由此带来了三种类型旧体诗词 的异彩纷呈和彼此交融。建国后，随着郭沫若政治身份的凸显和强化，其诗人身份和学者 身份相应淡化或弱化。由此带来了 “诗人之诗”和 “学人之诗”被消解或遮蔽，而 “士人 之诗”被过分地放大和拔高，以至蜕变成纯粹的 “仕人之诗”。这种艺术蜕变直接导致在新 中国旧体诗坛上形成了一种以郭沫若为首的 “新台阁体”诗词。这种特殊的诗体类型主要 受到古代 颂“”、“赋”的熏染，“以赋为诗”和 “以赋为词”是其典型特征。新“台阁体”诗 词的出现影响深远，不仅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风行一时，而且新时期以来旧体诗坛上常 遭人訾议的 老“干体”正是 “新台阁体”的延续和变异。 [关键词] 郭沫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转型；诗学转换；新台阁体诗词 [作 者］李遇春 （1972-)，男，湖北新洲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研究近年来在学界颇为引人关注，但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旧体诗词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学科中的合法性问题，{1}而相应地忽视了从文学史或诗史的角度，探询中国现当代旧体诗 词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进程。换言之，目前的旧体诗词研究，过多地纠缠于 “外部研究”而偏废了 “内部研究”。虽然也有从宏观上描述20世纪旧体诗词史的文章出现，{2}但现象的描述毕竟不能代替 本文为2009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0407)项目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 {1}参见陈友康的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王泽龙的 《关于 现代旧体诗词的人史问题》， 《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参见马大勇的 《“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内在诗学变迁的深度揭示。本文以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这样一个重 要个案的剖析，在较为宏观的视野中揭示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从 现“代”向 “当代”演变的内在的 诗学逻辑进程。 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完整地经历了由 “现代”向 “当代”的转型过程。如果从身份角度考察， 这一转型表现为一种由 “多”归 一“”的蜕变。在建国前，郭沫若的主要身份有三种：诗人、学者 和社会政治活动家。由此带来了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的三种类型：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 “士 人之诗”。事实上，这三种身份之间虽然有冲突，但在建国前大体上还是呈现为互补和融合的状貌， 由此带来了三种类型旧体诗词的异彩纷呈和彼此交融。而建国后，随着郭沫若政治身份的凸显和强 化，他的诗人身份和学者身份相应地被淡化或弱化了。这在创作上的后果就是 “诗人之诗”和 “学 人之诗”被消解或遮蔽，而 “士人之诗”则被过分地放大和拔高了，以至于变成了纯粹的 仕“人之 诗”。这种蜕变直接导致了在新中国旧体诗坛上形成了一种以郭沫若为首的 “新台阁体”诗词。“新 台阁体”诗词的出现影响深远，不仅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风行一时，而且新时期以来旧体诗坛上 常遭人訾议的 “老干体”正是 “新台阁体”的延续和变异。 要想深入探究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转型中的内在诗学理路，我们需要从他建国前的三种身份和 三种诗型依次予以剖析。先看 “诗人之诗”。即使是在许多对郭沫若作出负面评价的人眼里，他们一 般也不否认郭沫若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相对于 “学人之诗”以学问为诗而言，“诗人之诗”凭借的是 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或诗人禀赋。以 “诗人之诗”见长的诗人往往是性情中人，他们写诗追求的是 自我性情的挥洒，不拘一格。所谓性情中人，用王国维的话说，即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 “赤 子之心”写诗，故能写出 “真景物、真感情”，此之谓 有“境界”。{3}在中国古典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