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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瑛：民国第一清官的教育情怀 　　石瑛，清末举人，为强国留欧17年。武昌首义后，石瑛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回国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逃亡英国，1922年回国后历任北大教授、武昌大学校长、湖北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等职，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与当时有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不同，他们往往以崇尚西方文化为始，而以回归传统文化为终。石瑛在求学西方时并没有排斥传统文化，反而以儒家文化为人格风骨；他崇尚西方文化，是站在吸取人类先进文明为我所用的基点上。他没有食古不化，更没有食洋不化。他说过：“对于旧文化不能全盘废掉，也不能全盘保存，而要推?出新地扬弃。”如果这段话到此为止，我们也得说他站得高，道出了文化发展是一个继承和扬弃的过程。但这段话还有下句：“对于新文化不盲目接受，也不能盲目拒绝，而要取精去粕地吸收”――这就是他的胆识了。 　　石瑛对新旧文化和中外文化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儿子石效曾的教育上看出来。效曾先天体弱，不能去学校读书。石瑛第一年请来清末秀才教授《四书》《左传》，同时也教授当时小学普遍采用的国文，第二年又加请北大学生教他数学和英语。 　　石瑛抽查独子功课，背不出就罚跪。有天晚上，李四光、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来访，正遇石效曾被罚跪。李四光对效曾说：“你有这个举人父亲，是幸，也是不幸啊！”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皆以为然。李四光又道：“蘅青兄，你两度留学共17年，年近半百，膝下仅此一子，独苗难长啊！我们4人有个要求，自今以后你不能罚孩子跪。”石瑛看看众人，只好答应。以后石瑛也多次想对儿子罚跪，话在唇边，却变成：“跪！错了！提示你一句，再背！”这就是石瑛的性格，明里暗里皆不欺，“慎独”之功出于天然。 　　1922年秋，石瑛开始了在北大任冶金系教授的生活。冶金化学是当时北大的一门新学科，讲义全靠教授自己编写。石瑛从英国带回的冶金学书籍是丰富的，他读书时的课堂笔记也是详细完整的，只要稍加整理就可以作讲义。但是他不走这条捷径，准备讲义一丝不苟。育花草以水，育人以心血。这是石瑛的信条。凡是星期天，他总是带上烧饼去图书馆，开馆他是第一个进去，闭馆他是最后一个出来，比用功的学生还用功。后来每个星期天的中午，管理员都提醒他吃烧饼。他自是感谢这种关心。他并不知道他有时忘记吃烧饼，而引来老鼠，管理员怕老鼠“咬文嚼字”。 　　“传道”属于思想教育。石瑛并不在冶金课堂上讲三民主义。他与王星拱等人受孙中山指示，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1924年7月，石瑛在李四光陪同下南下就任武昌师范大学校长。 　　石瑛一到武昌师大，就计划将武昌师大改为武昌大学。武汉居全国之中，又是辛亥革命发源地，尚无一所规模较大、设备完善的国立综合大学，教育之落后言之痛心。1924年12月，石瑛呈准教育部，改武昌师范大学为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武汉大学校史载：第一任校长：石瑛。 　　在石瑛的影响和邀请下，北大一批知名教授，如熊十力、庄长恭、汤澡真、纪育沣、陈建功、吴晓明等，先后来武昌师大（武昌大学）担任教授或讲学。 　　当时的湖北，在督军王占元的蹂躏之下，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武昌虽为首义之地，也了无生气。教育界亦已见不到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时的生机与气象。 　　石瑛一上任就整顿学校行政组织，只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教务长由段锡朋教授担任，总务长由胡庶华教授担任。不设训导处，更没有军事教官。另有两名斋务员，负责检查寝室和管理自习室。偌大一所大学，管理人员极少，绝无人浮于事的现象。大量的管理工作由谁去做？由学生自治会去做。石瑛相信学生自治会能做到自治。自治会一学期一选举，绝对是民主选举，校方不干预。 　　石瑛曾亲耳听孙中山说过：革命乃高深的学问。石瑛主张读书救国，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决然不同，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有不同之处。他不主张学生在学业未成之时就投身政治，但思想教育和革命理想的培养却应该受到鼓励。其时国民党在内地处于秘密状态，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均属禁书，然而在武昌大学却暗暗流传。 　　在武昌大学，最令学生难忘的，是每天清晨从校长室里传出的英文朗读之声。那中气十足、声如钟鸣的朗读声，是学校每天的第一支乐曲。校长年近半百尚且如此好学，何况青年学子？该校学英语的风气较其他学校更为浓厚，这是受石瑛潜移默化的影响。 　　（节选自《石瑛传》，有删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