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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后作品题材、绘画风格的比较，剖析了其衰年变法的社会、心理原因，论证了齐白石衰年变法是对传统中国画的解构与重建，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解构与重建，并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与重建。这种艺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征候和预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不谋的暗合和本质的区别。 　　关键字：齐白石 解构 重建 　　本文试图探讨着名国画家齐白石(1864-1957)“衰年变法”时期其绘画题材、风格转变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 　　我们首先把齐白石和他的作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思想体系中去考察。齐白石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曾牧牛耕田，做过木匠；二十七岁始拜师学画，打下坚实的工笔画基础；四十岁后，七年间五出五归，画风渐变，走上石涛、八大写意花卉一派；后因家乡匪患，背井离乡，孤身避难定居北平。当时北平画坛多数画家认为他的绘画笔墨“粗野”，戏称其作品是“野狐禅”。他听信陈师曾先生的劝告，改变画风，独创红花墨叶的双色花卉与浓淡几笔虾、蟹、草虫，时人称为“衰年变法”。 　　齐白石潜心学习、多年追求后才脱去民间画风而倾心于石涛、八大的冷逸风格，何以不被接受遭到冷遇呢？当时的北平画坛，摹古之风甚浓，一些人面对素绢“以古人为师，离开古人不敢着笔”，以临摹仿古为能事，以笔笔有来历、有出处相标榜。而齐白石毕竟不是遗民石涛或八大。“农夫”是他本质的一个侧面，泥土的芳香、菜根的味道，汇流在他的肺俯之中（刘曦林语）。他学青藤、雪个、大涤子，虽可形似，却仍有隔靴搔痒、形同情异，故意提高“人格”之嫌。那些传统派画家当然瞧他不起。这其间地域之见、门户之见有之，但并非仅仅如此。 　　对艺术的评判，不可能完全客观或主观。任何艺术作品和流派都得用现时的观点和流行的标准去解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眼光评判艺术家的劳动。当艺术家与观赏者的目的一致时，作品才能引起观者的兴趣和认可。随着原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已被接受的形式加以更新；一种则是对于这种改变不断地加以抵制。齐白石选择了前者。然而，要动摇一种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要造成艺术趣味的变化，还需要造就一批新的观众。20年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清王朝的覆灭，昭示着封建统治的崩溃。石涛、八大那种傲岸不羁、狂怪抑郁的绘画，随之失去了其固有的嘲讽对象和欣赏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的科学、民主、进步的大旗，又使传统文人画那种似有逃避现实的纯享乐审美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看，艺术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生命运，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可以说是社会和时代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拓展了生存空间。齐白石因此能够对传统中国画施行解构，予以重建。 　　一件艺术品即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它常常给予我们一种对生活的解释，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待浑沌的事物，更好地与生活周旋。这便是艺术使人心悦诚服的意义所在。一件艺术品常被喻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窥测到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甚至是艺术家本人都没有明显意识到的潜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绘画，遗弃了传统文人画表达作者自身雅逸、清高的描绘对象，并反其道而行之，将被传统文人视为粗野的乡村瓜果菜蔬、蝈蝈、蝗虫乃至筢犁、锄头等等拿来入画。何也？此前他学石涛、八大，竭力追求“大雅”，竭力将自己妆扮成文人画家，但是不被承认。现在他索性放弃那种追求，揭去面纱，不仅不向脸上抹粉涂脂，反而镌刻“农民”二字于面颊之上，反“雅”为“俗”，彻底抛弃狭隘的小农意识，不但不以农民出身自卑，反以农村赋予他的特殊的视角及朴实的语言，描绘自己熟知，而为传统文人、城市市民感到新鲜的题材和内容，仿佛是将深山中的千年古泉用他湘潭老家的竹管引入北平，点点滴滴给人们送来醇美心醉的天然甘露。 　　从另一方面来看，齐白石避难北平是迫于家乡匪患。这位穿着粗布衣袍的农村木匠对城市的感觉是异样的。环境或许不错，却不属于他。他的心、他的根在另一个地方。不那么容易融入眼前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齐白石始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保留着农民的气息。在本质上他是孤独的。北平的文人圈他无法介入，仅廖廖可数的几位友人偶有往来。他的身边虽有胡氏磨墨理纸，但毕竟二人相差近四十岁，生活经历悬殊。齐白石对家乡的思念，对他“借山吟馆”的向往，对父母、儿女的牵挂乃至对他侍养过的蚱蜢、蟋蟀、蜻蜓、螳螂等等都怀有深深的依恋。几度他希望回家乡看看，但战乱或使他难以成行或半道折回。这种对童年、少年生活环境、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花一章一虫的思念，他无法诉说，也无人可诉，只有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加以抒发。原本那些粗陋的“野物”，一旦进入他的作品，我们读解到的是淡淡的乡情，浓浓的童趣。家乡的景致成了他精神的桃花源。在那里，他寻找着童年的梦，寻找着自己亲爱的伙伴、梦中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