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 现在的社会不要我舅舅.docVIP

姚勇 现在的社会不要我舅舅临近下班的姚勇疲态尽显，不时摘下眼镜狠狠地揉搓眼眶；尽管如此，面对镜头的眼神还是有些失去焦点。每天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以及经常熬夜写代码，让“疲惫”成了这个32岁IT青年的常态，一如其他所有努力拼搏、处于创业阶段的IT人士 姚勇留着长发，这可能是他“IT青年”形象的唯一“破绽”。若干年前，他曾甩动长发，用吉它弹出令人兴奋的音符，引发台下阵阵尖叫。后来他一度成为国内著名演唱组合“水木年华”的主唱。他的形象出现在“水木年华”“新歌＋精选3”专辑的封面上，这是该乐队唯一一次以三人形式出现 姚勇的又一重身份是王小波的外甥，或者按照他朋友的说法，是“被王小波教育过的外甥”――在王《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以下简称《思想工作》)一文中提到的“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的那个外甥，就是姚勇。在王小波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姚勇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之一；也正是因为王小波，促成了姚勇从手捧吉它到手握鼠标的转变 思想工作者王小波 24岁前，姚勇的简历基本按照音乐人的标准写就――小学开始学习小提琴；初中进入军乐团、交响乐团；高中喜欢摇滚，苦练吉它大学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泡沫”，担任主唱和主音吉它 “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它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但使邻居感到悲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它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王小波在《思想工作》中这样写道，“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眼见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最后一句话，令姚勇的父母大为头痛 当时姚勇的家人在国外，每周他都要去姥姥家，也就经常能遇到侍奉老人的王小波。而高中阶段就读过《黄金时代》并颇以为“爽”的姚勇，和这位和蔼可亲的舅舅很有共同语言。于是，王小波在《思想工作》里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 时隔十多年，姚勇已不记得舅舅当时确切说了什么话来说服他，大意是“人在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事情”、“要花多少精力去学习”、“不必非得那么辛苦搞艺术”、“走上社会的起点要高，不能大学毕不了业”等等，都是些亲人之间常见的教诲。但姚勇说他听得进去，因为舅舅把他当朋友，平等、平和地对待他 王小波去世后，姚勇才读到《思想工作》，兼之当时他觉得自己艺术天分不够高、音乐之路也很难走，又重新回想起舅舅劝服他时说的话，品出另一些深意。在《我的舅舅》一文中，他说：“作品的灵感只能是来自于作者本身对于痛苦的体验。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时，我的舅舅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他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下一辈中重演。” 于是24岁后，姚勇的重心从XX年来一以贯之的音乐，转向他同样喜欢且看上去更有前景的IT。编程高手王小波 说到IT，在姚勇看来，舅舅可是个编程高手。在他刚进入清华电机系，对编程还不熟悉的情况下，舅舅已在用c++写自己的中文输入系统、中文编辑器和多媒体系统。姚勇说，生前，舅舅一直在做自己的电子书――他希望他的书为更多人了解 姚勇和舅舅几乎没有代沟，很多时候他觉察不出舅舅有长辈的样子。对姚勇来说，王小波更多的是一位可以热烈讨论技术、科技触角灵敏的和蔼长辈，而非一位作家――印象中，王小波几乎不在家中讨论他的书稿，姚勇笑称，可能是因为他的第一部小说《唐人秘传故事》并不入文学功底同样深厚的家里人的“法眼”，认为它不是商业小说，无法糊口；而他的小说、杂文，大多都是在他去世后出版，家人才得以看见 姚勇说，舅舅在家里不太说话，本身也不是健谈的人，可能只有在和他聊起电脑技术的时候，话匣子才被打开 姚勇回忆，他常常周末去姥姥家，舅甥两人就坐在计算机前，讨论电子小说和编程细节。有时候王小波会向他展示编程的进展，“敲完键盘，歪过头来冲边上的我嘿嘿一乐”，有时“和我一道痛骂微软公司的险恶――在他们发明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编程犹如噩梦。” 一次，姚勇在舅舅面前抱怨父亲不给他买计算机，舅舅表示理解，并当即决定去买一台奔腾，把自己的电脑送给姚勇。“我乐得不行，简直可以说是欢天喜地。”王小波还亲自把这些自己用了好多年的家当抱下来，给姚勇打了辆面的，“在关上车门时，我冲他招手，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看到他微笑着站立在马路边上缓缓向后退去的身影，心中闪过一阵阵温暖之意。” 突然的死亡 1997年，王小波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和姚勇、姚勇的姥姥一同度过的。和往年一样，舅甥二人在院里放了鞭炮，迎接崭新的一年 之后，从小身体不好的姚勇受长期扁桃体化脓的困扰，打了一个月点滴，还与父亲因学业的事情闹僵，正躺在床上无人照料时，王小波打来电话安慰，让姚勇好好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