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曹禺和英若诚来到中国.docVIP

为曹禺和英若诚来到中国《阿瑟 阿瑟 新星出版社XX年8月￥29.00 1983年,阿瑟,还把自己“搬弄事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这本手记里 我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见到了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和剧院的导演及主要演员英若诚。他们都有与美国相关的个人经历,也都急于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中国人。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世隔绝多年之后,中国观众是否能够理解西方戏剧?如果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曹禺和英若诚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是一样。中国演员也是问题,他们所受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戏剧训练,而是糟糕的情节剧训练。与欧美相当现实主义的戏剧相比,情节剧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表演风格的过火夸张令人难以忍受 那年,我作为一名旅游者来到了中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见到的所有的作家、导演、演员都在告诉我一件事,而我处于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慢慢才醒悟过来: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多年的监禁、流放,刚刚回返到正常生活中来;有些人的妻子或朋友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中,曹禺从北京人艺院长的位置上被赶下台,成了剧院看大门的;英若诚则在乡下种了好几年水稻。像我遇到的其他艺术家一样,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尼尔之后的我及其他任何美国剧作家,或者高尔基之后的任何欧洲剧作家 其后的两年中,曹禺和英若诚一起访问了美国。他们二人都认识到,这十年中他们错过了太多优秀的西方戏剧作品。有趣的是:他们在1979年提起要排演《都是我的儿子》;一年半之后,他们又改了初衷,想要排演《推销员之死》。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们认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观众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欣赏《推销员之死》这出对他们来说形式完全创新的戏剧 曹禺和英若诚对能否不用外人协助、独立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心存疑虑,这种疑虑终于让他们坚决要求由我来中国导演这出戏。自然,我最初被这个主意吓了一跳。我跟演员言语不通,怎么能指导他们?更糟的是,商业文明在中国已经消失长达三十年,我怎么能在舞台上再现出人们记忆里并不存在的生活?我犹豫不决 但是,几个月过去,我越来越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挑战。首先,没有外国导演曾为中国演员导演过新戏。我向熟悉中国的人征求意见,他们并不表示鼓励,因为在他们看来《推销员之死》是一出纯粹的美国戏。可是,有迹象表明,其他文化理解这出戏应该不成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上演了,报道说这出戏把观众感动得流泪,让他们想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的苦难。尽管如此,我告诫自己:《推销员之死》比《萨勒姆的女巫》更受文化的局限。威利,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90%人口的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威利的追求完全不同。也许,我会一败涂地 后来我见到了美中艺术交流会――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经费独立的私人团体――会长周文中教授。周教授让我相信此事能够成功,我才终于决定接受邀请。周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中国人一定能懂得威利,理解他的热情。他的坚信,再加上英若诚和曹禺的厚望,让我觉得这件事似乎值得一试 这本书是以我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搬弄事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摘自本书序) 书摘 黄永玉对曹禺的无情“批判” 作为剧院的领导,曹禺配有汽车和司机,还有一所很宽敞的新公寓房。这所公寓房位于新建的城郊住宅区,这里道路宽敞,比城里更加现代。曹禺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书籍全部被没收,再也没能找回来。可是他早先使用的大理石桌却还了回来。红卫兵抄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仓库里放置了十年,到现在还有成包的东西没有人认领――东西的主人或是已经亡故,或是失去了联系。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有不少人私藏了抄家物品 我们今天到曹禺的住处吃午饭。曹禺总是热情洋溢,好像总要惊叹、过度赞扬某件事物。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即使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来,那上面的书法十分漂亮。这是他的老友,大画家黄永玉的来信,曹禺为我们逐字逐句地念:“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 他对我和英奇、英若诚和吴世良,以及他的两个小女儿读着这些尖锐无情的批评,神情激动。这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英若诚坐在他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