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新一轮体制创新历史起点上.docVIP

我国正处在新一轮体制创新历史起点上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包括政府的GDP崇拜症、孪生的富贵病和仇富病、“坏市场经济”的拉美病、狭隘民族主义的狂躁症等“经济人”得“社会病”的种种表现。与此同时，还包括媒体报道的草菅人命的矿难、拦路抢劫的工商局、环境污染问题，还有稀奇古怪的牺牲一代人理论、人和镇集体离婚事件和裸体秀等等“经济发展丧失道德底线”的困惑和问题 国内学者赵晓则从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中国未来面临五大风险：第一，受预期、压力和储蓄影响，包括外贸、投资和消费的总需求下降。第二，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第三，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成本，比较优势要衰退。第四，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际摩擦凸现。第五，社会转型风险加剧 而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看来，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不均、公务员腐败和银行坏账等一箩筐问题，正在严重影响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已严重到危及政府合法性的地步，在全球透明度排行榜中，中国排到第78名 笔者认为，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坐“经”观天的狭隘思维 从发展观的三个角度看“发展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一致，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价标准，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总产值评价体系是一个巨大进步。但28年来，这套评价体系的副作用是引发了“见物不见人”的“GDP崇拜”，引发了投资饥渴与政绩冲动，引发了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的短期化倾向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成为产生许多新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因此，从中期发展看，引入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从长期发展看，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最有说服力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应当渐进地克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这三种成本，实现科学发展。在现阶段，“经济人”得“社会病”，社会成本制约经济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政策（社会救济、医疗、教育、福利、人口政策等）、政府治理、信用环境、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阶层间利益协调机制、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发展中的最大可变制约因素是制度，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有成本和收益。制度成本有三种：制度运行成本、制度机会成本和制度沉没成本。制度选择是集体理性的最终结果，制度变迁也应当是集体理性的结果。民主机制是最高的理性。当制度成本高于制度收益时，从集体理性出发，就应当主动变更制度。但是，这种集体理性产生的制度变迁又经常受到现实利益结构的牵制，使得制度变迁往往成为集体非理性决择或被动选择的结果 从长期演变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天花板”的连续过程。四大文明古国的消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封建盛世的昙花一现以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上的屡屡受挫，皆源于制度“天花板”难以克服。在我国春秋时，《淮南子“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反映出一种敢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执政魄力。可到了大一统后的皇权专制时期，却固化沿袭了一种不得“逾制”的制度体系，中庸哲学异化成了“重庸”之道。这种制度束缚人的创新思维，中断制度变迁的渐进路径，导致社会的“断裂”，迫使每次社会变革都表现为“暴力革命”和利益格局的彻底“颠覆”。显然，这是一种制度成本高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日、德、俄等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教训就是在转型中不断克服制度成本 突破制度“天花板”经常也是一个制造危机、化解危机的过程。从人类屡遇危机、屡获进步的发展史看，危机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制度拐点”表明，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取得巨大进步的根本历史动力。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制度创新的历史起点上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本文编辑 杜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