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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共两次合作和分裂外在原因［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左右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两党有过成功的合作，也有过长时间的分裂和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已有过评论。本文从国际关系变化对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的角度探讨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的原因 ［关键词］国共　合作　分裂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杨汉强（１９８１―），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政局乃至国共关系的变化，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力量大博弈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影响中国政局的主要国际势力，有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等国，还有共产国际。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分赃”不均，各帝国主义通过召开华盛顿会议，暂时在侵略中国的争斗上达成妥协，“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１]（Ｐ１４３)，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成为国共合作的外在“压力源”。这时，建国不久的苏俄刚刚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恢复因战争而破严重破坏的国内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且改善其在东方的国际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东方寻找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和苏俄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苏俄和共产国际陆续派出使者和顾问，帮助孙中山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孙中山宝贵的援助，从而坚定了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进行了两年的热烈讨论，由“一大”确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确立“民主联合战线”，由同意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逐渐发展为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１９２２年８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中共领导人与马林激烈争论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并由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付诸实施。因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决策，事实上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催化剂”。这样，既有外来的“压力”，又有“催化剂”的加速作用，国共第一次合作，水到渠成 二、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阵营、共产国际和苏联原则失误与国共分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两党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纲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国人民的自救解放运动必然影响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１９２６年秋，北伐军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加上汉口、九江革命群众收回英租界，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第一，为北洋军阀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军火，还应北洋军阀要求，在租界大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志士，并把他们引渡给反动当局。第二，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到处寻衅闹事，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清楚的表明帝国主义强盗企图利用炮舰政策来阻止北伐部队的进军和中国的统一，同时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叛变革命”[２]（Ｐ５６５)。第三，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南京事件后，帝国主义列强引诱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中国共产党，加速了帝国主义列强与蒋介石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进程。“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武装势力的硬的办法，而且还有软的办法，从国民运动营旅中诱惑”蒋介石“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激进派，根本削弱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３]（Ｐ１５―１６)。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处理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失误。第一，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共产国际始终重视国民党，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４]（Ｐ７６)，并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则，从而助长了共产党内右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反，对作为自己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则持轻视态度。“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的过早……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５]（Ｐ２２０―２２１)第二，共产国际不顾形势的变化，始终坚持“党内合作”的方式。“党内合作”方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符合统一战线方针，而且也是孙中山所同意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惟一途径。然而，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不断挑衅，“党内合作”方式渐渐不符合形势。共产党人曾多次提出改变合作方式，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但共产国际均坚决反对，批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