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庐山妇女谈话会与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docVIP

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庐山妇女谈话会与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摘 要]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民族范围内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抗日的高潮。在此背景下,经过国共双方和各界妇女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既有组织形式又有共同工作纲领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为团结广大妇女开展抗战建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仅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导致了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夭折,使抗战建国大业遭受损失。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它随着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而形成,又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紧张而受挫,其兴衰与国共合作顺利与否息息相关 [关键词] 第二次国共合作 庐山妇女谈话会 妇女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妇女领袖邓颖超等人积极促进和发展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宋美龄迫于形势,于1938年5月XX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掀起了反共高潮,致使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合作受挫,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也随之夭折,抗战建国大业遭受损失 一、中共倡导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妇女界实现了初步的大团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2]P277-366。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的课题便摆在了妇女界面前。1937年8月1日,宋庆龄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告中国妇女》中提出了全国各妇女团体团结一致,“联合在一个组织之下”,“共同一致,来求民族的最后胜利”的希望[3]P149。这道出了妇女界共同心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以妇女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与组织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4]P1-7。次年3月,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阶层妇女广泛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为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 1937年12月,南京、上海相继失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临时首府,同时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各界人士云集,开展抗战活动。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邓颖超、孟庆树等组成长江局妇女委员会,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常驻武汉,公开参加各界妇女的活动。此时,聚集在武汉的各界妇女领袖,如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李德全、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彭慧、张蔼真、陈纪彝和国民党妇女会方面的领导人唐国桢、陈逸云等人,都在积极开展活动,交流情况,沟通意见,讨论有关妇女抗日等问题,逐渐消除了隔阂和隙怨 此时,各界妇女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团结广大妇女共同抗日。当时,有人对全国妇女缺乏领导共同抗日问题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各地妇女,能够在抗战中有一个统一组织的,很少很少,不是各自为政,就是怀着成见,同床异梦,甚至于互相排挤,为各自的利益打算;全国统一的组织,自然更谈不到了。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要做抗敌工作,要从事于救亡运动,谈何容易!这是不得不请全国妇女界注意的。”[5]对此,邓颖超指出:“目前的环境,是有利于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她呼吁:“妇女运动,也要在总的抗日统一战线下,经过统一战线,去动员组织各界妇女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在各阶层各界妇女中进行精诚团结,建立亲密的合作,集中注意,集中力量,去打击与战胜日寇。”“由各界妇女运动中领袖与领导者,迅速促进妇女工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对全国妇运的领导,是迅速开展工作的重要中心第一环。”[6]P11 1938年2月22日,《妇女生活》杂志社召开“今年怎样纪念三八座谈会”,特邀国民党、共产党、基督教女青年会、救国会等各界妇女领袖参加。会议决定要巩固并扩大国内团结,努力组织团结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妇女组织”。并决定经常举行武汉妇女工作者座谈会,讨论妇女抗战问题,为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组织作准备;希望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妇女领袖来领导;各地妇女团体派代表共同筹备,推动全国妇女工作[7]。此后,在武汉的30多个妇女团体形成了一个虽无组织形式却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妇女抗日群体 在妇女界进步人士推动下,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由宋美龄、李德全担任,常务理事由邓颖超、史良、沈兹九、杜君慧等共产党、国民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及无党派人士担任。史良认为,“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能容纳各方面的妇女意见,团结各方面的妇女力量”,形成全国妇女界初步的大团结,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希望“这初步的团结,能不断地牢固与扩大,促成全国妇女的大团结”。[8]该会是国统区最早的统一战线组织,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