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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确保实效又要避免动荡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线与网友交流时指出,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在此之前,我国的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两地在完全自发的状况下,先后推出了财产申报制度,可谓破冰之举,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可以预见的是,借助中央的支持和两地的实践首创,更多的地方、部门乃至全国性的财产申报制度制定与实践高潮即将到来 财产申报制度自创建以来已经有XX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已经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实行了该制度。从总的实践效果来看,财产申报制度确实起到了显著的防治腐败效果。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十多年,从一些公开的不赞成在我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意见看,除了比较具体的认为我们条件不具备,例如“现金经济”普遍存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地使用现金进行交易或支付)、金融实名制制度不完善等,就是比较抽象的理由――认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其实,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特别国情,会使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人“财不外露”的心理也并非什么特殊的中国文化,西方人也一样。中国的特殊政治体制,即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当前腐败比较严重的态势,倒是真的值得重视。总之,所谓中国国情特殊以至于不适宜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财产申报制度只要一推行,就肯定会立竿见影地收到防治腐败的全部效果。如果是这样,反腐败也太简单了。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体制以及当前腐败态势严重两个主要因素,财产申报制度实施后效果不佳,甚至几乎无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像之前实施的收入申报制度。更为极端的是,不仅没有产生反腐败的正效果,还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稳定大局不保。韩国在最初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12年里,就出现了基本无效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申报结果不公开。直到1993年金泳三总统上台后,带头公布了自己及家人的财产,并开始强力推行财产公开和金融实名制,这项制度的效果才真正地显现了出来。近年来,韩国反腐败效果明显提升,在透明国际发布的国家清廉指数中的得分已经超过了5分。因此,财产申报制度能否取得应有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否坚持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这是制度设计或政策制定方面的问题;其二,是否重视策略,做到既成功推开,又防控了风险 基于制度内在的规律和要求,一个设计完整、科学的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可以被概括为“四个环节”和“三个范围”。“四个环节”是指: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四者是前后的因果决定关系,没有申报,就谈不上公开;不公开,专门机关监督也好,群众舆论监督也好,就不可能起作用;没有有效的监督,不能识别出腐败与廉洁,就难以跟进处理措施,也就是“问责”;不问责,贪官得不到惩治,廉官得不到保护褒奖,反腐败就等于是句空话,财产申报制度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三个范围”是指:对象、家庭和财产三个范围的划定。“对象”是指纳入申报的官员(或人员)的范围,是所有官员,还是部分官员,如果是部分,又该是哪一部分呢?“家庭”是指家庭范围的界定,是仅仅申报官员和配偶,还是包括未独立生活子女,抑或是全部子女,甚至包括申报官员和配偶双方的父母?“财产”当然也需要具体界定,而不能笼统地说全部财产。大体来看,“四个环节”是制度的客观性的东西,在任何国家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都应得到坚持。而三个范围,则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家庭的范围就要划得比西方国家大一些才行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兼具预防和惩治双重功能的反腐败重要制度,在实施之后,需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只是刮一阵风。该制度的实施可以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过程:首轮推行、不断完善、持续实施、功成身退。因为腐败犯罪的顽固性、长期性,财产申报制度的功成身退目前还处于是一个假想的阶段。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首轮能否成功推行财产申报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极具挑战性的和充满风险的过程,需要高超的策略与技巧。毋庸讳言,我国当前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或部门首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如果真是不折不扣推行的话,都极可能会引发一场反贪风暴,造成政坛和社会的大地震。当年的韩国就很典型。在金泳三总统以身作则的大力推行下,一大批高官被迫辞职,数千名腐败的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市长、多个部门的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一大批高官显要。在这样的反腐风暴中,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能得到有效掌控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我国能否成功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首轮推行绝对是最最关键的一步,必须坚持必要的、科学的策略原则。一是要坚持渐进主义,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急躁冒进以及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冒险主义;二是要客观理性又很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