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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和环境风险：一项对制度机制的调查 丹尼尔 福尔瑞纳 美国环境保护研究所 定义和评估环境风险的标准化方法倾向于反应了技术的而不是民主价值。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公民具有在风险中所具有的的决定权的制度机制很少被研究和重视。这篇文章呈现了制度机制允许公众影响环境风险决定的五大机制是公共听证会，倡议，公众调查，谈判制定规则和公民评审小组。。文章同时也定义了评估这些以及其他参与机制的民主过程标准。 现在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联邦机构默许向海中倾倒焚烧掉的废弃物，然后又面对着那些以掩埋垃圾为主的地区人们的强烈反对；同样的研究机构对向一种化学物的国家标准妥协，却无法在化学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当前人们对风险等级的接受程度上达成一个科学或是政治层面上的共识。作为国家机构，当公民不愿意接受他们时，必须在其范围内建立一套处理化学类废弃物的设置设备和操作设备的标准，一个公民群体必须决定是否允许基因器官工程学在实验室内进行场地实验。在政府的各个层级内，民主社会必须妥善处理现存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必须参与和评估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后果。 风险专家已经从技术和分析的层面来看待这些问题。专家通过预估死亡人数的量化模型对风险进行了测量和等级的划分。决定风险的被接受程度的模型依赖于评论家们认为方法和假设，但这种模型在道德上是脆弱的，并不能被人们当做合法的事物所接受。（hrader-Frechette 1985; Zinke 1987; Flores and Kraft 1988）关于交流的风险的研究聚焦于从管理权威机构到专家到一般普通大众的信息的流动流，强调“专家如何告知其他人事实的真相”。（Plough and Krimsky 1987, 6; Otway 1987）经验研究文献则强调专家和大众关于风险问题的不同看法。（Douglas 1985; Slovic 1987; Fessenden-Raden et al. 1987）但是收集大众民意并将其整合为政策意向的国家机器却很少被研究或只是偶尔被提及。定义和解决风险问题的标准化途径更加具有技术性而非民主性。（Fiorino 1989b） 可能这种技术导向并不是一个问题。一些观察者认为风险决议应交由由科学专家组成的政府官员，这些被选定的代言人根据指示行动，有必要时同那些代表并聚集了公众利益的利益群体进行咨询探讨。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事实前提的超科学的本性以及对问题的定义和解决方法的快速改变，普通大众缺乏时间、信息和爱好参与到基于技术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去。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将会代替大众做出更为理性的决定。 但是至少有三种论断反对这样的技术导向。一种是实质性的观点认为，普通大众关于风险的的论断和那些专家的观点一样甚至比他们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非专家的比那些自命为专家的人更能洞察问题、事件，更能提出有效的方法（Isaacson 1986）。正如布朗（1987）在他的著名的流行病学中提到的，单纯依靠专家诊断和预防式的方法将会错过一些诸如数据加密标准和落叶剂之类的风险。对大众关于技术困扰的调查显示了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敏感性，而这种价值观是不为专家们所认同的。大众可能比专家个人对巴伯称之为“技术性失望”以及在容纳不确定性的程度和通过长时间的讨论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强得多。 一种比较规范的论调就是，技术导向和民主的意识形态不相容。它“政策分析的的价值层面，剥夺公民在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控制政策的权利”（Shrader-Frechette 1985, 151）。这种论调作为一种伦理的假设前提接受了公民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决断者的观点。一个公民就是要有能力“参与到影响自身和自己所在社区的决定当中去”（(Bachrach 1967, 26; Thompson 1970）。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人们的主动竞争感十分强。人们期望自己能够影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集体决定，虽然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去施加那种影响（Almond and Verba 1963, chap. 7）。 最后一种指导性的意见认为，在风险决议中有效率的公民参与将会使其更具有合法性并且会导致更好的结果（e.g., Kraft 1988）。普通市民是不愿意把重要的决定委派给专家和行政机关的，仅仅是因为那些决定的技术基础。如果我们缺少必要的大众参与的机制，基础。那么当前的危机困扰风险机构的信心只能加深。此外，更广泛的参与可有助于更好的决策，把一系列不同的价值观纳入决策当中，并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本文提出了对允许公民参与环境与风险决策的初步调查，它侧重于规范的论证，强调在民主进程的基础上公民参与的优点。目的在于为民主进程的参与机制的评估设定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审查五大机制。五大机制是公共听证会，倡议，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