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docxVIP

第三章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致力于扭转北京大学学风，提倡学术需在自由氛围中发展，追求教育平等、教育独立，努力健全国民人格并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蔡元培对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十分注重，营造学生服务人民、关注社会的文化氛围，最大限度为学校社团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而其中的一些社团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是五四运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充满活力与自由的气息，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一、学术文化的建设蔡元培是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躯。他的学术观，不仅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对当时的北京大学的学风建设、教师文化建设作出了尝试，表明了他人格觉醒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所领导的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和办理中，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内核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当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学术研究的深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蔡元培时期北大的学风建设蔡元培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在入长北大之后,在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指导下,对北大当时的贪腐厌学之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北大学风转变的措施,启了北大“学术”与“自由”的先河,其对于北大学风的成功扭转可说是“闻名中外”。1.蔡元培入长前的北大学风北京大学的前身为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由于清末遗风留存,积习颇深,蔡元培出任校长前的北大一派贪腐之气,学生求学多为做官致富,且很多学生本身便是“官老爷”,课余生活就是打麻将、吃花酒,更有甚者则是晚饭后便坐洋车奔往“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最好的主顾被称为“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指的是京师大学堂。由此可知,蔡元培入长北大以前的北大学风甚是糟糕,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概括:（1）入学宗旨:做官致富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的北大,虽经严复的改革与整顿,稍有好转,但是根本性质未变,沿袭了清末遗风,贪腐之气严重,学生多为“老爷”,学生入学的目标就是做官或致富,因此法科与商科为学生所热衷,学习目标则带有严重的错误定位,缺乏为学术研究而学的目标。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里明确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除了蔡先生的演说提及当时北大学生求学之目的外,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冯友兰也曾这样描述:“我进北大时候……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从蔡元培的就职演说与当时北大学生冯友兰的描述可知,当时的北大学生,进入北大学习的目标不是为获取知识,不是为研究学术,更不是为服务社会,而是为做官致富,此番求学之宗旨必将是影响北大学风的根本性因素之一。（2）学习方法:抄背讲义求学之宗旨的不端正,必然影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的北大学生既是为做官致富而入学,方法也必定不科学。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曾说:学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療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学生平日里不钻研学术,甚至将书本束之高阁,只有期末考试时等待教员划定期末测验之重点,只望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硬记教员讲义成为了当时北大学生学习之主要方法,此番求学习之方法也必然影响北大良好学风的养成。（3）学习兴趣:兴味索然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到求学之宗旨的影响,求学如若是为自身知识的增长与浑厚,学生自然刻苦学习之;如若是为中华之崛起,则学生更加勤学苦钻。鉴于当时北大学生学习只是敷衍了事,为了一纸文凭,那么学习之兴趣必是索然。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提到:“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此外,于1913年考入北大的学生顾颜刚也曾把北大比喻成衙门,缺乏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也只为做官,有的教师本来就是官员,许多学生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大多有钱的学生对读书毫无兴趣,平日里打麻将、捧名角儿等,这样的描述凸显了当时学生们对于大学里学问之研究兴味索然,只为一纸文凭,这终究是于良好学风养成有碍的。2.蔡元培北大学风管理的举措（1）学习目标的引导:革新学生求学之宗旨在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