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经济增长的干扰体.docVIP

森林生态经济增长的干扰体 19世纪70年代，Holling首次提出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简称AM），认为适应性管理是将管理策略和实践成果两者之间不断提升和优化的系统性管理过程[1]。在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方面，Taylo（r1997）在论文《森林适应性管理》中提出，森林适应性管理是从管理森林的政策和实践结果中不断学习，并且将这些结果持续运用到森林生态正式管理进程中[2]。王文杰等（2007）认为，适应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是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为目标，在不断探索、认识区域生态系统本身内在规律、干扰过程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以提高实践与管理的系统过程。谢晨等（2010）认为，适应性森林管理是一种调整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及其功能，抵御不利气候变化，利用气候变化带来机遇的管理手段。笔者认为，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充分认识森林生态系统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应性管理方法对影响其发展的干扰因素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的一种新型管理方式。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随着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必然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改善环境，确保森林面积的有效增加，应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使其遵循自然规律。因此，本文基于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分析资源、环境和人才等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mdash;资源mdash;经济 18世纪到2O世纪初，亚当bull;斯密、杰文斯、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提出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存在制约关系。国内的学者在研究资源与经济之间关系时，主要从公共资源补偿机制、环境经济手段、排污权交易、经济激励机制、资源产权市场化等方面研究自然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可见，资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制约作用，资源的承载能力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方式。 林木资源作为森林资源的载体，影响着木材加工用家具制造业是否健康、良性发展。自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以来，以北方国有林区为例，森林质量明显下降，成熟林面积减少，森工企业危困，地方经济发展停滞[3]，这种变化导致国有林区人口迁出，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森林资源变化改变了产业结构，木材加工产业比重降低。而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有助于林木的生长和木材资源蓄积量的良性增加。温作民、赵庆建（2010）在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下构建了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下的森林生产力模型[4]，以更为科学地描述和预测森林生产力状况。 森林对水文产生影响，森林自身的植被覆盖层、土壤层具有很好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改善水质、保护土壤和水环境的巨大水文作用[5]，每年森林土壤可蓄水300m3/a，减少地表土壤流失量1吨/每公顷。我国人均水资源的拥有量曾逐年降低趋势，1980年、1990年、1995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分别为2753m3/a、2358m3/a、2239m3/a、2098m3/a和2300m3/a，①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现在的2300立方米左右降至1800立方米以下，水资源的问题俨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国内学者在不同层面论证水资源和经济之间的关联，如王维平、刘品和马承新等（2011）[6]建立了宏观经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王瑜（2007）在水资源环境综合经济核算（SEEAW）的基础上，编制了水资源环境综合经济框架内容，对经济体与水资源水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的全面宏观核算[7]。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将优化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调整森林林相，提高森林土壤层质量，以发挥其最大的水文作用，增加水资源的供给。 二、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mdash;mdash;mdash;环境mdash;mdash;mdash;经济 1972年，Dbull;Hbull;米多斯提出“零增长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卫bull;皮尔斯（DavidW.Pearce）和克里bull;特纳（KerryTurn-er）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环境问题，基于环境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环境价值计量及实现代际公平的途径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目前，由于森林减少及气候变化，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并致使物种多样性锐减。例如，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生态赤字由1978年的人均0.248公顷上升至2003年的人均0.890公顷；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为总数的1/4[8]。 因此，加强森林生态适应性管理将有助于改善森林生态环境，从森林的角度来调节生态系统间冲突和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