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探究.docVIP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探究 　　摘要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 关键词出口隐含碳；影响因素；反事实法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6-0016-11DOI：10.12062/cpre 20世纪末以来，《京都议定书》、《巴黎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与《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协定确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约束性目标，并逐步形成了以碳关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世界范围内碳价格开始形成并溢价[1-2]。在出口规模扩张、贸易顺差累积与二氧化碳排放迅猛增长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上面临着碳减排压力与核心竞争优势丧失的双重风险[3]。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期，资源消耗量大大超过可再生性流量，贸易品的要素组合与价格形成未能全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贸易顺差的持续累积是以国内资源赤字与环境逆差作为代价的[4]。Guadalupe Luis[5]研究表明：“中国是典型的碳净输出国，生产的碳排放比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多10%，中国以出口品隐含碳的形式为OECD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事实上，在要素市场不完善与环境规制不健全的框架下，中国出口贸易既是链接资源、置换产能的基本渠道，客观上也构成了“碳转移”、“碳输出”的重要诱因[6]。鉴于“世界工厂”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地位，探讨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驱动因素，既是世界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缓解气候变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中国加速节能减排与绿色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①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张、贸易顺差持续累积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出口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如何，这种趋势背后的驱动力，即影响因素是什么？②这些影响因素经历了怎样的时序变化，存在怎样的国别差异，对出口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如何？为了观察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及其内在驱动因素，本文从时序变化与空间差异两个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在分析上运用截面数据和时序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通过影响因子的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来刻画各影响因素的变化动态，并运用反事实构造法量化各影响因子的作用效果 1文献综述 “隐含碳”概念是碳排放消费者责任制的重要基石，但国内外学界目前尚未形成一致定义。从历史沿革来看，“隐含碳”概念的产生可追溯至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的能源分析工作组会议，该会议首次提出“隐含能”（Embodied Energy）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某种产品或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能源总量”。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从非意愿产出的角度将“隐含能”扩展为“隐含碳”， Wiedmann[7]进一步从“碳足迹”视角将其界定为“商品从原料的取得、制造加工、运输，到成为消费者手中所购买的产品这段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即直接消耗与间接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和”。本文采纳这一定义，拟从“间接消耗”的角度考察出口碳排放的“隐含”性质，并借助Leontief逆矩阵追溯其具体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