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6张底牌.docVIP

经济学家的6张底牌： 近几年，经济学家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道德问题，成为一种时尚。代表作有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张宇燕《说服自我》、吴敬琏《何处寻找大智慧》、汪丁丁《我所思考的经济学》、厉以宁《经济学漫谈录》等等。海外经济学者如张五常、林行止、高希均等等，也以擅长分析社会现状而著名。 经济学家讨论社会问题，不同于道德家的说教，更不同于舆论界的宣传，而是强调“分析”二字，着重点明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分析，离不开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论断，这些东西是经济学家的“底牌”，是他们区别于道德家或政府官员的最明显标志。据我看来，经济学家的底牌并不复杂，大体上有如下6张—— 黑桃A——经济人。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属性，不是“社会人”，更不是“政治人”，而是“经济人”，即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利来利往”的人。其特征有三个：利己，具有充分理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听起来有点凉嗖嗖的感觉，但是试想，如果人人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那样，那么社会稳定的平衡点何在？茅于轼认为，人性自私是人类社会之福（大意），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所以，经济人理论尽管只是一种假说，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最重要的一张底牌。 黑桃K——效用与边际效用。效用又叫有用性，即一种物品能够带给消费者的满足度。效用是一种主观评价，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有人认为它可以量化，有人认为不能量化。边际效用是一个增量概念，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所产生的新的效用。边际效用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在一个连续的消费过程当中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以萨伊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创造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效用的过程。（注意，这一点与中学课本上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有着极大的差别。）财富的创造离不开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因此，财富的分配也应当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分配。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传统的“按劳分配”并列起来，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直接关系到道德导向和价值观问题。 黑桃Q——成本与机会成本。成本不限于有形的金钱、物资，还包括时间、精力、知识投入等等。干什么事都要计算一下成本，比如学雷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那么这些成本是由谁负担的？谁会从中获益？收益与成本的比率如何？划得来划不来？等等。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与一个不讲道德只讲法律的社会相比，前者的社会运行成本就要低得多，所以提倡讲道德。机会成本，从字面上看，就是指为了获取某一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只有十万元钱，买了房子就不能买汽车，那么汽车就是房子的机会成本。日常生活中很多问题可以用机会成本来解释，比如排队等车，早来的人先上，因为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你想先上也行，但要付给人家一定的补偿。你说这是道德问题也行，说是经济问题也行。 红桃J——博弈论。这一理论本来是制度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前沿课题，但近年来由于诺贝尔奖和好莱坞大片《美满心灵》等多方面的炒作，约翰F纳什的大名与他所创造的“囚徒困境”已经差不多家喻户晓了。博弈者，下棋也，下棋的时候需要根据对手的选择来做出自己的对策，很像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中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切磋、互相牵制、最后实现均衡。通过博弈实现的均衡有两种，一种叫“纳什均衡”（不合作均衡），另一种叫合作均衡。要想实现不合作均衡向合作均衡的转化，公认的办法是，重复博弈、扩大博弈范围、增加信息透明度等等。这一理论对于社会制度构建大有用处。比如诚信建设，只靠道德上的呼吁是不行的，只有建立一种连续博弈、终身相随的信用制度，从制度上改变人们从事“一锤子买卖”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做好。 草花A——外部性。一种经济行为给“局外人”带来的影响叫作外部性，多数时候是负面影响，比如造纸厂污染河水，影响了附近渔民的生计；有时候也指正面影响，比如放养蜜蜂造成果园增产。对于负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出面干预，如对造纸厂不断增加税收和罚款，直到它觉得出钱改善水质比交罚款更划算为止。这一概念对于讨论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缺德”行为的认识角度，并提供了从经济角度解决败德问题的思路。“非典”期间，北京一些有良心的餐馆老板对属下员工不辞退、不减薪、不放假，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却给社会造成了良好的外部性。对此等义举，政府就不应该视而不见。 红桃K——市场失灵与信息对称。当交易的一方无法观测另一方的行动，或无法获知另一方的完全信息，亦或观测、监督和获取对方信息的成本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市场失灵，造成“优汰劣胜”、次品驱逐优等品；扩展到道德领域，就是老实人吃亏、奸滑之徒占便宜。解决之道，是建立“委托代理模式”，委托人自由选择代理人，由代理人负责了解信息、处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