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的科学哲学——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论文.docVIP

　　皮尔士的科学哲学——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论文 .freelo-tion）之后，才意识到有一个具有意志和情绪的自我。例如，儿童开始可能相信火是可以用手去摸的。他用手去摸火，结果挨了烫，于是他意识到了错误和无知。但是，犯错误的不是火，火本来就是烫的。最后，这位儿童才认识到有一个犯错误的自我。一切关于外部事实的知识都表明有一个有思维、有感情的自我。“对于我成年人的心灵，他自己的存在得到其他一切事实的佐证，因此比那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要可靠的多了。”（〔1〕p．237）因此自我知识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绝对确实的。 由于它们是根据我们的外部世界知识推演得到的，所以一方面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样可靠，另一方面不比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更可靠。 笛卡尔认为，心灵具有直观能力，即通过直接的直观得到知识的第一原理、不需要任何前提的第一前提。这就是说，认识要从零开始。皮尔士说，每一认识都是由以前的认识逻辑地决定的，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没有任何不可动摇、不能批评的信念。因此心灵没有直观的能力。笛卡尔主义的一个根本的错误是种下了怀疑论的祸根：如果找不到第一原理，结果就是怀疑主义。笛卡尔的对手经验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经验主义的第一原理不是理性的直观，而直接的感性知觉。这两种基础主义都是皮尔士不能接受的。他主张第一原理的假定没有根据，也不是知识的进步所需要的。 心灵的“我思”或直观意味着最基本的思想是没有语言的思想。皮尔士指出，心灵没有这种不通过符号进行思考的能力。所谓符号，指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或能表达意义的东西，皮尔士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论证。第一，没有可以设想的反面证据。要想反驳这一论题，你必须找出一种没有符号的思维。这样，你就必须陈述那种思维，必须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凡是能明确辨认的思想都支持这一论断。（〔1 〕，p．251）第二，符号之为符号，必须是可解释的，因为它有意义。如果我们要掌握一个符号的意义，我们只能找出另一些符号，如果我们是通过符号进行思维的，我们就不能越出符号之外。这一论题在现代哲学中具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由于我们只能通过符号进行思维，所以意义问题或解释问题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问题。“语言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当代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思想的内容受制于说话的方式。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剪接”、切割世界，因此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三国演义》中讲到吴国使者张温与蜀汉学者秦宓的舌战。秦宓用《诗经》中的话来论证天有耳、有脚，还说天有姓：天姓刘，因为“天子姓刘”。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由汉语的语言特性决定的。不同观点、理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比较评价必须通过语言的翻译来进行。翻译的可行程序决定了比较评价的可能性大小。由于这个理由，蒯因的译不准原理才是对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沉重打击。 这三个论点可以相互加强。按照皮尔士的推理学说，结论不应依赖于一条单一的演绎链，而依赖于一系列平行的推理链，形成一条粗壮的推理缆。也许其中的每一根链单独看来都很弱，不能使结论很可靠，但它们集结在一起相互加强，能使结论很有力量。（〔1〕，p． 265）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用过类似的比喻。）在这三个论题中，第三个与第二个相连结并加强第一、第二个论题。它对第一个论题的强论是：不存在纯私人的知识来源。任何语言（符号的使用）都预设了一个能使用和理解同一些符号的主体集团——共同体，每一个符号只有是互观（intersubjectively）可解释的，才能成为符号。 如果任何思维都必须采取符号的形式，那么就不存在纯私人的内在知识、不存在不能由共同体给予证实和纠正的内省信念。第三个论题也加强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预设了一切知识都要采取推理的形式，因此要采取符号链的形式。同时，第三个论题表明了知识的间接性：关于事物的知识要以指示那些事物的符号为媒介。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不可误的知识，不存在知识的基础。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是强调共同体，这是后来库恩的科学哲学和解释学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可以说，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是客观性的唯一可能的形式，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客观性。第二点是否认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致。现代主义哲学导致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而当代的哲学大都认定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二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 在1897年手稿中，皮尔士对他的可误论做了如下概述：“有三个东西我们是毫无希望通过推理获得的，即绝对确实性、绝对精确性、绝对普遍性。”（〔3〕，p.141）1910年他又说：“我不承认我们知道任何具有绝对确实性的东西。”（〔4〕，p.108）归结起来，可误论是这样一个论题：我们的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命题或信念都不是绝对确实的（或者说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可能也可以受到批评和修改。 有人也许马上会举出一个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