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观论文.docVIP

　　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观论文 .freelata，CA)、遗传算法、分类器系统(classifier systems)、蚂蚁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神经元网络等多种算法技术也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应用，如人工股票市场模型、宏观经济的S建模、A—SPEN模型、自组织临界态模型等。这些模型能形象地模拟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主体互动，因而引起了演化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为此召开过专题会议，以探讨哪一种复杂性模型更适合分析经济演化问题：其中，科曼(Alan Kirman)曾主张使用完全互动和局部互动的阶段转换模型(phase transitionmodels)，梅特卡菲(Stan Metcalfe)倡导使用基因算法(geic algorithms)，戴勒(Jean—Michel Dalle)则提出用Gibbs随机场作为重要的手段等。 对于复杂系统建模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有一部分演化经济学家持谨慎甚至抵制的态度。霍奇逊、罗斯比和劳森等人的理论代表了另一种演化系统观，与复杂性理论建模相比，他们的系统观更强调本体论和认识论。霍奇逊认为，演化经济学家在使用自组织模型和复杂性科学的相关工具来探索经济演化方面并不成功，在复杂性方向上进行探索的主要价值在于能激发方法论层次上的思考，他指出：“对于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笛卡尔主义而言，系统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种完整的可替代理论，而是一种思考模式，它最关键的意义在于替代主流原子式思考，寻求坚实的精确的微观基础。” 在巴斯卡、科斯特勒和怀特海等人的理论基础上，霍奇逊将本体论上的“层级观”(layered ontology)扩展到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心理领域。按照分层本体论，现实由多水平的谱系所组成。层级本体论是一种本体多元论的反应，它意味着多元或多层级的实体的存在，而且没有一个层级可以还原为另一个层级，在每一水平上都存在涌现特性，对一层级的解释不能完全归约到较低水平的现象上。然而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的现象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更不可能将所有层级还原到原子式个人这种单一层级。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涌现。涌现意味着还原论、极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不可行，意味着“当一个实体或者一种事象产生于某一‘较低的’水平，并且受着该水平的特性的制约和决定，却又不能从后者中预知。我们能够对层次加以划分从而使用‘微观’和‘宏观’等术语以界定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突现的特性即便是由前者产生的，却是关于后者而非前者的。” 按照分层本体论和涌现思想，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的演化过程，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曾以企业为例所指出的那样：“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霍奇逊在对凡勃伦制度主义进行了反思时也强调了分层本体论与涌现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要复兴凡勃伦所倡导的演化经济学，分层本体论与涌现思想具有方法论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凡勃伦的演化纲领必须建立在“一个不可还原的层级本体论和涌现特征的基础之上。” 三、从理论到建模应用中的疏漏——两种观念冲突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复杂性理论还是霍奇逊所提出的多层级本体论和涌现哲学，都是一种迥异于主流经济学微观还原论的系统思考方式，对于系统组分的划分和系统运动状态的描述，也都倾向于异质的、非均衡的，但两种方式在功能和倾向上确实存在差异。 CAS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同质假设，允许人工适应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这种对多样性的刻画无疑是演化经济学最为重视的问题。而且，强大的模拟能力和与主流经济学接轨的数学模型表述，也使演化经济学家对其充满期望。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由典就认为，“运用多元代理模型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纯理论推理所难以得到的许多种类的知识，多元代理模型可能成为经济学迈入新时代的启动器。”但在CAS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模型仍有各种局限性：第一，尽管它们考虑了主体能动性，但是CAS需要设定主体学习规则或者最终目的，但对于真正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言，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手段的修改上，也体现在目的的变化上。霍奇逊曾以空调恒温器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恒温设定可以做出反应，类似于计算机模拟中的机器学习，但它不会修改目标。“虽然更复杂的、有目标追求性的机器如计算机甚至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并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同的反应，但目的是固定的，人的特征却在于其目的是变化的，是有意愿的主体。”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