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筹备处：从书院到大学的关键论文.docVIP

　　湖南大学筹备处：从书院到大学的关键论文 摘要岳麓书院之所以能改制为湖南大学，三度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次，虽然就书院办大学之计划“议定而事未卒行”，但印入脑海，与日俱深，功莫大焉。第二次，改书院为大学推行四年多时 摘要岳麓书院之所以能改制为湖南大学，三度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次，虽然就书院办大学之计划“议定而事未卒行”，但印入脑海，与日俱深，功莫大焉。第二次，改书院为大学推行四年多时间，讨论中国书院与欧洲大学文科的类同，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实际接收并保有岳麓书院积存的田产、山场、契约、图书、仪器、化学药品、标本、金石什物等，留作日后大学之基础。既存文脉于动乱之中，又保财产于强权之世，是其最大的贡献，难能可贵。第三次，将岳麓书院所有一切产业查明接收，变为湖南大学校产，就书院改办大学的夙愿最终达成。 给学生，创开风气，进行近代化改制，到1926年组建省立湖南大学，千年学府用30年时间，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从大势上讲，这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此所谓与时俱进，适者生存，宜乎而有书院新生。但具体而言，湖南大学筹备处则是从书院到大学的关键。 历史上，1912年、1917年、1925年曾三次组建湖南大学筹备处。虽然每次组建的情势各异，条件不同，但将岳麓书院资源盘活，使其“千古犹新”(杨昌济语)，改制成现代大学的目的则始终一致。兹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一、民国元年(1912)：湖南大学筹备处首度组建 清宣统三年(1911)冬，黄兴武昌首义，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由岳麓书院改制甫8年的湖南高等学堂停办。次年，即民国元年(1912)，湖南省都督府都督谭延闿，首次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此事见于民国十八年出版的《湖南大学一览》，其称：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高等学堂废。民国元年，湘督谭延闿，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设筹备处于省城，因军事倥偬，学款未集，议定而事未卒行。就书院基础改建大学之计划，印入吾湘人脑海，则由此与日俱深矣(《湖南大学一览》，民国十八年)。 第一次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存在时间不长，而且“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尽管如此，其贡献却不可磨灭。首先，它使得“就书院基础改建大学之计划，印入吾湘人脑海”，而且“与日俱深”，播下了种子，提出了希望，也明确了目标。第二，书院虽未改为大学，但“按都督命令”，“拨定岳麓高等学校为高等师范学校校舍”(《长沙日报》，民国元年九月初十)，岳麓弦歌在朝代更替不久即已重奏。而新迁入的高师则以书院的全面继承者自居，在《校志》中明确宣示：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废书院为高等学堂，以斋舍不合校制，更建之。惟自大门直上讲堂、文昌阁、藏书楼及周、程、朱、张、船山、刘中丞各祠，陶桓公杉庵仍旧。至民国元年，高等学堂废，迁高等师范于此，一切仍之(《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民国四年十二月编)。 高等师范不仅继承了高等学堂，也即岳麓书院的校址、校舍、校产等全部有形资产，而且将岳麓自南宋开始遵循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以及《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最近国耻史纲》、《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择要义证》、《刘念台先生(人谱类记)节钞》等大书讲堂、斋舍，用以训导诸生，充分体现出其办学理念的一脉相承，它彰显的是承载着朱熹、张木式以岳麓书院为基地开创的湖湘学术传统。如此精神与物质的承续，其可谓“一切仍之”，一以贯之。而当高师停办，以岳麓书院化身自任的高师教授们则发起了第二次组建湖南大学筹备处的活动。 二、民国六年(1917)：湖南大学筹备处二度组建 1917年，北洋政府调整高等师范布局。全国只保留北京、武昌、广东、奉天四校，其余皆在载并之列。教育部令湖南高师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得此消息，岳麓书院学生时任高师教授的杨昌济上书教育总长范源濂，提出了高师“必当续办”的三大理由，其称： 三湘七泽为人才荟萃之区，决不可无高等教育机关以为其发展之助。以欧美各国之例推之，中国各省皆应立一大学，而湖南则尤有立大学之资格者也。今以不能即办大学，亦当留此高等师范学校以为异日扩充之基础，此其当续办者也。 岳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巍然独存，有千年之历史，近年新建校舍，费款十余万，又积存时务学堂、求实书院、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各校传来之图书仪器，其数颇多，若以新建设时价计之，此校可抵三、四十万。有如此宏大之校产，若任其停办，则校舍虚悬，图书散失，他年恢复，岂不甚难?此大为可惜也。 且此地既得山川之秀气，复有先贤之流风遗韵，宜为高等文学之府，以之办商工等专门学校既不相宜，以之办中学又不相称。故以地位言之，亦以续办高师为得计也。 考其核心，湖南既不能新办大学，惟有保留作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