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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2011年04月01日中国网怎么还要剥夺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 “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 “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入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见图1），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贫民们认为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的谋生方式难以继续，他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生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只要“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看谁还敢讨价还价？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做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再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示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量赔偿与安置条件。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对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 （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对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予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 “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对“违章”的贫民给予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直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 （号称“对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什么是“违章建筑” 而我们这种对穷人 “不赔偿不安置”的强行驱逐，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有当年白人统治的南非对黑人干过。有关方面这样做，理由无非是这些贫民区属于“违章建筑”。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报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 “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都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就像当年白人南非对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到底要人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前些年深圳大 “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