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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翻译理论体现的理性精神 　　摘要:本文从鲁迅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他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初衷和翻译理论价值去挖掘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体现的理性精神,突破了从传统上将鲁迅翻译理论作为一种评判好坏的翻译标准去探究的视域。 　　关键词:鲁迅翻译理论 直译 复译 历史文化环境 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0001-02 　　 　　一、引言 　　 　　鲁迅作为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在翻译领域,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也都有着非凡影响力和贡献。他散于形式的翻译理论简洁归纳主要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甚至是“硬译”;倡导“非有复译不可”和“重译”。关于他的这些翻译理论和主张,曾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莫大的争议,甚至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初期,在翻译理论界引发了以鲁迅和瞿秋白为代表的“直译”派与以梁实秋和赵景琛为代表的“意译”派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在此不是意在将鲁迅翻译理论作为一种评判好坏的翻译标准,而是将其译论置于鲁迅所处的特定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从其理论本身的价值方面,探究鲁迅持其翻译观的历史时代原因。揭示这种翻译理论主张及其指导下的鲁迅的翻译实践的主客观社会作用,体现了一种以批判旧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反对传统道德为目的的理性精神。 　　 　　二、鲁迅译论产生的环境 　　 　　鲁迅的生活年代是1881-1936年,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国际上,自1884年鸦片战争扣响中国大门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帝国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国内,中国的闭关锁国、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体制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内外交困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实行变法维新,创办新式学堂,但是在这样一个觉醒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大多的参与者都因其意识觉醒的不彻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而屡屡遭遇挫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鲁迅自小便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熟读诗书经传,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与此同时,他对维新变法西学东渐等有识之士有所接触,如入学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并于1902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到仙台医科专科学校学医,最后渐渐意识到医生只能使人的身体保持健康,却无法令人的精神及时改造。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1909年回国后,关于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汇集成《古小说钩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参加宣传活动,撰写了《怀旧》抨击残余的封建势力,他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其选择的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他“战斗的武器,冲锋的号角”(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第124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整个文学事业,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其宗旨都是以文艺的火光照亮黑暗的中国,拯救国民怯弱、懒惰、巧滑之类的精神固疾,使之觉醒,以至抗争。 　　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窒梏中,鲁迅窒息,闷不欲生,于是他第一个睁开眼冲了出来,把渴求的目光投向东方大地以外的其他氏族之林。本着尽可能传递异域文化风俗,引进他认为更加严密的词法句法文法,从而革新中国传统的,有失精确的语言文法,革新中国陈旧腐蚀的文风和文艺思想,进而达到革新民众的思维,唤醒对民族危亡如看客般的,麻木的民众,鲁迅先生在翻译技艺的选择方面,他在不乱译,胡译,认真踏实的态度下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在文本的选择方面,他着眼于进步作家和带有感召力的进步文学;在译作国别的选择方面,他有意选择弱小而抗争的民族文学,转译俄苏文学和介绍帝国主义文学,从而使读者开阔视野,增强精神防御能力。他对翻译所作出的选择、所持有的翻译观和所进行的翻译实践都正如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所认为的,是一个除了文本以外,由当时的政治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等多种因素所相互交错,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一个多元系统决定的。 　　 　　三、鲁迅翻译理论所体现的理性因素 　　 　　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大翻译家,以文学作为其毕生的启蒙、革命和战斗的武器,因此在从事文学活动时,从一开始就站在理性的高度,并将理性贯穿于他文学活动的始终,去指导他的文学实践和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而他整个的文学生涯几乎可以说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又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结束,他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首先不是“想创作,主要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氏族中的作者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作为他毕生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的体现着这样的一个“新的启蒙理性精神”。关于这一点,从他的言语、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抛弃了正常的阅读,理解和文学作品翻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