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条件下古籍整理的基本问题（论纲）-中国国家图书馆.PDFVIP

数字化条件下古籍整理的基本问题（论纲） 史睿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近年来各地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日益兴盛，古籍的数字化也有一日千里之势，但是必须 指出，在相关基础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任何古籍数字化，乃至一切文献数字化的努力都 可能陷入南辕北辙的尴尬局面。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是，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在古 籍数字化的过程中谁是主导，内容专家还是技术专家？古籍数字化应该以什么为依归，衡量 数字古籍优劣的标准是什么？保障古籍数字化走向正确路径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古籍数字 化与其它一切文献数字化的关系如何？ 首先要明确的是，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或称校雠学）的范畴，而不仅 仅是图书载体的转换或商业炒作的噱头。故必须以相关领域的学者（即内容专家，而非技术 专家）为主导，才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纯粹的技术专家不可能将古籍数字化，甚至数字 化图书馆领向一条康庄大道。技术是形式，内容是核心，内容决定采取何种形式，形式只能 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相反。只有熟悉对象（古籍）内涵的主体，即内容专家，才有能力决定 实现古籍数字化的基本路向和基本框架，技术专家的作用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如何最便捷、最 优化地实现目标。故在古籍数字化领域中，内容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关系应该如同建筑工程师 与建筑工人，这样才能形成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IT 技术永远是 工具，没有内容专家的构建和引领，再好的IT 技术也难以带来真正的利益。 其次，既然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范畴，那么就必须遵循古籍整理的基 本原则，懂得学术研究的基本思维过程。古籍整理古称校雠学，涉及目录、版本、标点、校 勘等一系列的学问，承担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任务。整理一部古籍，要选择善 本为底本，又要广校众本，之后精心标点，与所引之书和引用此书之书一一校勘，还须广徵 群籍，拾遗补阙，最后提要勾玄，界定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实际上经过整理的古籍乃是一部 融入学术研究成果的作品，还附有各种索引数据库，以便检索，而并非原有任何版本古籍的 复制。数字古籍应该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则，而现有任何版本的数字古籍都没 有达到古籍整理的最低标准。其次，关于人文学术研究的一般过程与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的 关系，笔者曾发表《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 年2 期，28-35 页），可供参考。学术研究处理文献的方式往往是突破其原有结构，将原文献划 分为若干基本单位，提取其中指向内部含义的关键词，依照它们的属性进行排序、筛选、统 计和分类，比较相关文献中的关键词，寻求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这一过程在手工查阅纸本文 献的时代，需要学者具有深湛的功力；近代以来多以编纂各类古籍索引方式，将经验转化为 知识。这正是电子媒体需要继承的重要方法，为此我们必须将隐藏于学者大脑中的经验和智 慧加以总结，建立模型和序列，将无法比较的学术关键字赋以数值，例如编制具有规范控制 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表、历代官阶序例表、家族世系表、姻亲关系表、地名沿革表、人名字 号表等，然后再以这些模型和序例为准标引古籍文本，使之完成经验到知识的转化，建立人 文学术研究的科学内核，有效积累和传播人类知识，让每次学术研究行为都从前人的终点开 始。如果数字古籍其关键词的标引和规范控制水平比不上传统索引，其存在的价值势必受到 强烈置疑。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古籍数字化，乃至一切文献数字化，必须采取以应用为指 针的原则，一切工作都以这项原则为起点，同时又以它为评价工作成效的指标，要实现以应 用为指针的原则，就必须懂得应用者的基本诉求。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数字古籍应用者 的范围，古籍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而非供大众消遣的余兴节目，数字古籍也不例外。古籍 数字化必须全面借鉴以往的学术成果，明了纸本形态古籍在学术研究应用中的长处与局限。 学者对于应用的要求是古籍数字化的起点，任何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或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些 要求，都必将导致全部工作的失败。以往，当计算机工程师开始设计会计软件时，对于会计 的原理和应用要求也是完全陌生的，但现在会计软件工程师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会计 软件也与应用日益吻合。既然会计软件能与应用合拍，那么文献数字化也应将应用的要求放 在第一位来考虑。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的应用要求与其它领域并无二致，一言以 蔽之，曰：“知识发